当代文艺学中“理性一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

非理性主义者何以会承认理性？这就必须了解’‘理性”一词的用法，尤其是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用法。要言之，非理性主义所反对的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后者把理性视为以逻辑思维为标志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目的是恢复作为本体存在的纯粹意义上的理性。

理性(Reason、Rational)总是关于人的一个概念。它是人判断和思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它必须是清醒的和有意识的。但它并非一开始(也非永远)就特指科学的逻辑的思维方式的。有三个问题一直围绕着理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一是理性是否牵连到人以外的更大背景；二是除了概念逻辑这些明确的分析功能外，理性还有什么；三是人的精神活动是否只是理性的活动，以及其他精神因素与理性相比孰主孰次。

对第一个问题，启蒙时期前后看法很不一样。古希腊时代，理性是属人的，但其来源并非人本身。当时思想家视野中的理性虽然从人身上表现出来，其来源却是神性。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源头)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所使用的“nous”(希腊文“理性”)就兼有“自然的合目的性”之义^[21]柏拉图认为真善美都是来自神本体。人通过真理的观照所获得的是理念(Idea，亦作“相”或“范型”)，人的理性则是以理念为根据和标准，并受理念指导的。因此理性不仅有其主动性，而且有其受动性。只有能领受来自神的力量的理性，才真正称得上理性。据此，从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都强调了“来自神那里的理性”。^[22]理性并非真理本体，相反，它应受到真理光辉的照耀。这与启蒙时代以后只突出无坚不摧的主体性力量很不相同。启蒙理性严格说来并未推翻新柏拉图主义的神本体观，只是大谈特谈创世以后上帝对之不再起作用的人的世界。理性的主体性突出出来，掩盖了上帝这一前提。以至于直到二十世纪，主体理性仍然是理性概念的主要内涵。作为对启蒙理性的否定或超越，现当代一些思想家一直在探索在无神论前提下恢复理性的宏大内含。^[23]

第二个问题对于理解“理性”一词的含义至关重要。理性意味着分析和条理化，为此必须借助于清晰的概念和演绎推理过程。这一关于理性的概念是启蒙时代提供的。问题是，除此以外，理性还有什么？研究理性概念史的学者都注意到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所作的区分。他把理性分为广义(拉丁文IntelleetuS)的和狭义(拉丁文Ratio)的两种情况，前者指与感觉相对的精神活动，是一种较高的整合性思想，除抽象思维外，还有直接洞见事物本质的功能。后者则是指抽象、推理、比较和区分的活动，与科学理性内含相似。其实，在托马斯·阿奎那这一派新柏拉图主义的源头，普罗提诺就已有了这种区分的观念。在《九章集》里，他对“来自神那里的理性”大加颂扬，而对“推理”(Reasoning)则颇有微词，说：“当灵魂处于踌躇、苦恼、情况不顶好的时候，仔细的推理就在我们中间发生了。因为推理之所以必需，是由于领会方面的一种缺陷或不当。在艺术上也是如此；当艺术家们迟疑不决的时候，推理就占了上风”。^[24]而启蒙时代以后到十九世纪末，理性基本上都是从它狭义的一面被提到的，以至造成(今天仍存在的)理性就等于抽象思维的误识。广义的理性是人的所有智性活动或者思想的统称，它包括狭义理性所没有的“领悟”这一中国传统中最为要紧的概念，包括对本质的直接洞见。这些智慧的形式的力量一点儿不比逻辑演绎差。现代思想家对这方面的关切是前所未有的。海德格尔“诗意的思”当从这方面加以理解。感受性的诗何以能与本质性的思缘为一体？其通道当为领悟。这样，理性在文艺中才有真正的合法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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