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学中“理性一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

第二种是转化论。这种观点认为，理性和非理性互为前提，二者都对文艺创作起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各自都会对对方领域渗透，互相转化。在转化方向上存在着两种强调重点。一种强调非理性向理性转化，因为非理性是对理性的补充，对它的吸收虽可提高理性的容量和质量，但它只有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有利于创作；^[7]另一种强调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化，认为非理性因素是一种对文艺更为重要的超常功能，理性及经验经过长期运作和积累，可以转化为非理性的超常功能，从而有助于艺术创造。^[8]

平衡论只是一种简单的加减法，它无所不包，只要不持极端观点，就可以在其理论框架内随意漫游，只要最后别忘了“平衡”一下。转化论比它要深入一些，它力图找到统一说理论的发生机制。然而从目前研究所达到的程度看，我们从这种理论中听到的，主要是一种反对偏激的声音。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的转化，只以猜测的形式出现。一种清晰的理性意识如何能跃入非理性界，并且可以确证它是从理性过来的，仍须找到一条理论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张文学理性精神和赞成文学非理性倾向的两种观点，大部分都要或多或少借助于统一说。例如主张文学理性精神的观点，在涉及感性和情感的审美特质时，大多要作肯定性申明。于是，理性优先变成了理性和感性都很重要。赞成非理性倾向的观点中也多少有类似情况出现。统一说既可躲开打通理论通道的重重障碍，回避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又可避免各方激烈的批评，是很多学者乐于采用的观点。然而通过表面上的千差万别，我们看到的是，统一说看似把理性和感性接通了，实际并未找到路径，是一种佯通，仍陷入与前两种观点相同的困境。

二

造成现今文艺学中“理性一非理性”问题讨论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是对理论的功利主义应用，而其初始症结则是概念本身的混乱。我们只在有现实需求时，如需要反对西方文化入侵、需要强调个性解放，或需要抵抗拜金主义时，才有激情去讨论“理性一非理性”问题，才会去应付那些必须应付的理论细节，这就难免为了论点而修改乃至歪曲概念。而理性、非理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这些概念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这是我们进行各种讨论的基础。这才是根本。如果这一基础的建设扎实一些，总体讨论的水平就会高一些，误用的问题也就更易暴露。遗憾的是，陷我们于困境的正是作为基础的概念上的混乱。

现有讨论的概念混乱主要表现在相互矛盾的随意使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理性一非理性与理性主义一非理性主义两组概念的混淆。在赞成非理性倾向的人那儿，这一点表现很明显。他们把所有有关理性的概念，包括道德、政治理性，文学的理性精神，都等同于理性主义，而把文学中的非理性倾向称为非理性主义。^[9]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失去了其历史性品格。这种不加区别的做法也发生在持另两种观点的人那儿。例如在追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根源时，有的文章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称为理性主义者，而把柏拉图、皮浪，甚至高尔吉亚，均称为非理性主义者。^[10]有的对中国历代思想家也作了两种阵营的划分。有的主张建立文学新理性的文章，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一些主要要点(科学理性和主体理性)作为理性本身的内容，吸收到新理性中来，实际上并未摆脱旧理性主义。^[11]这两组根本性概念的不加区分，使其中每一个具体概念的所指也呈现出混乱。据我们的观察整理，“理性”一词的所指有：精神追求，清醒的理智力量，理性的思考方式(概念分析、逻辑推理)，理性的各种规范、形态，束缚人自由的力量。“非理性”一词的所指有：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包括情感、直觉、下意识、幻觉、灵感等)，不可理解之物，反对现存理性的主张，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迷信(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但文化大革命也有被说成是极端理性的)。上述情况大多不是一词多义现象，许多词义之间是矛盾的，在应用中相当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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