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学中“理性一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文艺学思想的大量涌入，“非理性主义”概念被广泛使用，与之相适应，文学和文艺学中的“理性一非理性”问题也一再受到关注。据笔者考察，国内几乎每次重大文化思潮的涌动都牵连这一问题，如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和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在文艺学中，专题讨论“理性一非理性”问题的文章数量虽然并不很多，但是绵延不断，迄今每年都有这方面一些重要文章问世。而讨论各种相关问题(如直觉、无意识、情感等)的文章则每年数以十计。从讨论的实际内容看，并不只关涉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评价，大部分文章的真正兴趣是借此思考我国当代文艺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然而，从国内迄今的讨论看，问题的推进遇到重大困难。“理性一非理性”问题一再提出，但多数情况是浅尝辄止，所论不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停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十几年来的几种主要观点及其遭遇的理论困境，找到问题的初始症结，对所用概念作一初步清理，以期有助于推进这一学术问题的讨论。

一

八十年代以来，围绕非理性主义文艺观，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这三种观点价值取向都很明显，但各自在理论上都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1.第一种观点是抨击非理性主义文艺观的，主张文学要有理性精神。无论从持有人数、论文的数量和密度，还是从论者在学界的权威性看，这都是一个主流观点。

这一观点的集中出现，都与我国当代文化、文学思潮的讨论高峰相关，表现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争论态度。例如八十年代针对西方当代文艺思想大量涌入而出现的批评文学创作无意识论、直觉论、自然本能论、幻觉论的许多文章；由于当时报告文学所产生的强烈社会效应而引发的主张文学启蒙精神、倡导社会学批评的讨论；近年人文精神讨论中主张重建文学理性的呼声，均属此类观点。这些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认为，非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一大倾向，它否认理性在文学中的作用，片面强调直觉、下意识、梦境、幻觉等非理性力量在文学活动中的支配地位，是一种消极的文艺观，它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八十年代的先锋派叙事文学，“非理性诗歌”，继而是公开张扬文学中的性描写，不负责任的“痞子文学”，放弃文学社会使命的“新状态”、“新表象”小说等等。对此，八十年代的社会学批评派提出文学应以启蒙为己任，倡导理性，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1]近年许多学者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则提出重建文学理性精神或新理性精神，强调文学对精神向度和理想的追求，以抗拒物质主义对文化的侵袭。^[2]

这一呼声的真正意图无疑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和认可。从理论上讲，提倡理性精神在文艺学领域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如何解释文学艺术的感性本质及理性与审美的关系。由于强调理性的作用，有的文章指出理性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但何以如此，却语焉不详。^[3]一些文章在论述反对非理性主义必要性时，承认文学的情感特征，但认为文学中的情感应受理性的引导和统辖。^[4]这似乎解决了难题。但这是一种布瓦罗式的理性主义的解释，而不属于自莱布尼兹、鲍姆加敦以来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审美认识论传统。按莱布尼兹的看法，审美是一种“混乱的认识”，是直觉性的，其特点是整体性、不可分辨性。这种认识同理性认识相对立，比理性认识低级。它可以上升到理性认识(但上升了的就不再是审美的了)。鲍姆加敦则进一步指出，审美作为一种认识虽然是棍乱的、感性的，也有其完善性。正是对审美对象的完善性的感性判断，成了审美快感的来源。也就是说，在此一领域我们即可触及真理，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理性的指导。这就保证了审美和艺术独立存在的价值。理性指导论者并未深思此论可能会取消审美的后果，虽然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的原意。一些论者在持此论的同时又在其他文章中强调文学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明证。八十年代以后，肯定文学的情感特征，已成为文艺学界的一个共识。但在需要强调理性精神时，人们发现自己遇到一个两难处境：如果持文艺感性论观点，似乎不能有效地反对非理性主义；而如果持文学理性优先论，则又抽掉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基础，似乎也讲不通。所以，迄今为止，倡导文学要有理性、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向我们发出的信息主要是现实需要上的。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接受。但人们更想看到文学理性精神是怎样的，它在审美中何以可能。这就需要辨明“理性”的内涵是什么，文学要什么样的理性。现有的讨论在这方面不充分，不深入。它给人的印象是：非理性主义是错误的，但也不能说文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文学需要理性精神，又不能失去情感的特质。话到此程度，已鲜有深入一步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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