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１]；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２]（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３]（Ｐ３３５）。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６]，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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