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的佛教文学与启蒙思潮

清末民初，有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改革派人士，以杨仁山、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群体，还有以八指头陀、苏曼殊、虚云、太虚为代表的佛教高僧，在这三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界掀起了一场成绩斐然的佛教复兴运动。这场佛教复兴运动之所以会在僧俗两界都产生很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运动伊始它就不局限在佛教僧团内部。佛教复兴不仅是佛教体制的改革，也是佛学观念的变革。而佛学观念的变革并不限于佛学自身理论体系不同流派的判教与辩驳，而是直接应当时的社会情势，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要求紧密相关。对于许多佛教复兴运动的大力促进者而言，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具前驱意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文学家，因而这场佛教复兴运动发展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文学的发达。20世纪末以来，学界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佛学思想资源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在这一佛学思想资源中滋生发展起来的清末民初佛教文学现象本身，却鲜有关注、发掘和整理，更缺乏宏观、整体的系统考察。清末民初前后30年间，既是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人物、内容上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重合，使得清末民初中国的佛教文学与承载着现代启蒙任务的五四新文学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清末民初中国的佛教文学进行探讨，其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一些被掩埋的文学资料进行发掘和爬梳，唤起学界对清末民初中国佛教文学这一特殊文学史现象的关注；二是通过梳理、分析和总结清末民初中国佛教文学的启蒙性质、目的与方法，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找到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历史依据。

一、佛学与科学

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建立在近代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是科技进步催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萌芽于晚明，但在清代闭塞的统治下被阻断了。晚清的启蒙其实是在国门打开后迫不得已的举动，因而科学成了启蒙的工具，引进科学成了启蒙的主要措施之一。梁启超曾说过：“有系统的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①中国近代的启蒙在高举科学的旗帜时，当然包括对西方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引进，但更为重要的乃是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倡导。正是在这点上，佛学与科学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

在清末民初中国佛教文学家的启蒙思想中，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在佛教文学家的思想体系中，佛学与科学相互融合渗透，成为佛教文学家启蒙思想中两个最为重要的部分。光绪十年，康有为因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乡居澹如楼。是年他二十七岁，曾这样回忆自己这一年的读书经历：“早岁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俛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既知无来去，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气精神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脱，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悟觉为受用。”②由此可见，康有为读书是佛学为主，兼及科学，但科学书籍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因为恰恰是科学的知识成了他悟道的门径，由科学而佛学成为他的佛学思想构成的一个突出特征。与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一样，谭嗣同也热衷于西方的科学知识，有人曾指出，谭嗣同是在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凭借和附会着刚由西方传来的化学元素(即原质)不灭等科学定理和物理学中的以太概念，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论证了仁的基础就是充塞宇宙、无所不在而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以太。”③这一论断高度评价了科学知识在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同时，谭嗣同曾随杨仁山学佛，从杨仁山处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于是“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说慈悲证孔子言仁”，④从而成就了他的《仁学》。如果说《仁学》是谭嗣同启蒙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科学和佛学乃是谭嗣同启蒙主义思想结构中两个重要的支柱。这种奇特现象也可从他的诗歌中得到印证。谭嗣同赠梁启超四首诗，其三云：“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机铃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帝子梯西无著处，智悲香海返吾真。”又如在《金陵听说法三首》之三中，谭嗣同说：“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血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这种科学、民主、佛学观念的杂处、交融，曾被文学史家称为晚清“诗界革命”异军突起的特色之一，但深究而论，这不仅是一个字面上“寻扯新名词以自标异”的特色而已，也不只是一个诗界革命倡导者有意为之的主张而已，它背后透出的恰是那个时代佛教文学由旧而新、旧学转化为新学的启蒙思想体系结构。当然，也有一些佛教文学家喜用科学知识作譬来说明某个道理。如吕碧城在批评当时教育弃本求末、追名逐利时，曾引用钟表知识说：“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譬如钟表然，内部机轮全属腐朽而外面之指示针则多而乱动，终自败坏而已。世之大政治家，其成名集事，皆由内部多种机轮托运以行，故得无为而治。中国则反是，舍本齐末，时髦学子之目的，皆欲为钟表之指示针，此所以政局扰攘，无宁岁。”⑤此种譬喻未必贴切，但它体现了那个时代学佛者力图把佛学和科学融通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吕碧城曾游历欧美多时，见证过现代科技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自然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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