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理论初探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开始的，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近代翻译也日益发展起来，但作为其理论导向的翻译理论，在近代虽无经典的、系统的论著出现，像英国近代泰特勒(A·Tytler，1747—1814)的《翻译原理论》那样的专著；但散见于各种著作中的论文、序跋、奏稿，却反映了近代对翻译的认识和主张。我这里侧重于谈文学翻译理论。

一

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是近代前期学者们论述的重要主题。因为阐述翻译的重要性，主张译介西书，是当时宣传“西学”的中心内容，也是近代中学与西学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近代首先觉醒、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都十分重视译介西书的活动。

近代两位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林则徐、魏源，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均主张翻译西书。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魏源：《圣武记》），并设立译馆，他还组织编译过《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书夷言》等书。魏源便将以上三书，以及林译《澳门月报》五辑等扩编为《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当时国人学习、了解西方很重要的一部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亦很大。在近代初期与林、魏认识和主张相同并有译介西书活动的还有梁廷楠和徐继畲，他们编译的《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在近代也均有很大影响。不过严格讲起来，以上所述还只是些编译活动，属于实践方面，而从理论上阐发翻译的重要并主张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的，其代表性的人物当推曾国藩和马建忠。

1867年，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他看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后，十分高兴，于是便正式提出建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他在奏请清政府增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时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轮船工峻并陈机器局情形疏》，转引自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83页)此文因系奏折，所谈设立翻译馆的原因虽缺乏理论色彩，但大约这是较早阐述翻译重要性的文字。

马建忠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并曾任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94年，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他说:“余也嵩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爱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马建忠提出设立翻译书院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当时“学习西方”之急需，“译书之不容少缓”；二是“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要翻译西书，必先造就翻译人才，这是探本之说，马氏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其次，马建忠进而又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他说：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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