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

在中西交汇、互相渗透的文化背景下，近代文论中也萌生了新质。诚如黄人在《清文汇·序》中所说的:“异质化合，乃孳新种。”两种创作方法(写实与理想)的理论、小说典型化的理论、移情说、悲剧说、审美心理美育说、美的分类，以及美的第一形式、第二形式、摩罗诗力说等等理论，都是传统文论见所未见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这些理论的新意蕴(这点我还将在下面谈)，仅就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本身，即从外部形态上，倘和古代文论中出现频律最高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建安风骨、文气说、神韵说等术语相比，则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正是由于以上四点构成了近代文论多元化、开放型的理论体系。

上面我谈的四点，虽也涉及到近代文论的内容，但主要还是属于近代文论的外部形态。换言之，也还是属于表层的特征，易于为一般研究者所认同。下面我将透过这些表层现象，进而再论述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底蕴及其主要特点。

一、鲜明的反传统精神，以及求变、求新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意识，是近代文学思想中的突出特点

反传统这是近代文论家共同的本性。近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出于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和腐败政治的不满，以及由此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变革(或革命)要求，使他们身上带有了鲜明的反传统精神，或曰叛逆性，这种叛逆性在每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龚自珍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魏源早就指出：“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②龚自珍思想中确有许多离经叛道的成分。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是国家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无能、寡廉鲜耻的根源，他蔑视儒家的“六经”，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的“尊情说”就具有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窒息人们正常感情和倡导个性解放的反传统的因素。冯桂芬主张“称心而言”，反对桐城派的“义法”③，王韬提出“自抒胸臆”，反对“宗唐桃宋，摹杜范韩”，主张“为我之诗”，抒发“我之性情”④，表现自我。倘我们再联系他们在政治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力求革新、变法图强的主张就更易于体察他们文学观中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因素。这一点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蒋观云等人身上表现得就更加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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