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

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促使中国封建制度急剧解体，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使中国近代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论在这一巨变中也呈现了新的特色。

中国近代文论是社会急剧变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中西文化撞击中矛盾和融合后的新观念。它较之古代文论既增添了新的内蕴，又具有新的形态;但传统文论的影响、对外来文化的生吞活剥，又使近代文论鲜明地带有新旧交替、不成熟和矛盾性的特点。表现在外部形态上近代文论的特点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

新旧并陈，这是近代文论在外部形态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形式上，近代文论多数还是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诗话、词话和文集序跋，在诗话、词话、曲话中，多数还是摘章引句，即兴评点，缺乏系统理论的阐发，基本上还是古代文论的诠释方式；但也出现了现代文论形式的专著和长篇论文。前者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后者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之(吕思勉)的《小说丛话》。若就近代文论家的文学观而言，新旧并陈的特点就更为突出。如果说，刘熙载的《艺概》、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以及包世臣、蒋湘南、朱庭珍、何绍基等人的文艺观点更多地属于传统文学观的范围的话;那么，梁启超、蒋智由、丘炜、徐念慈、黄人、黄小配、王国维、蔡元培、周树人等人的论文则具有较多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色彩。这种新旧并陈的现象还表现在同一个文论家身上。不仅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由于前后期政治思想上的变化，反映在文学观上前后有了很大差异;就是在同一时期批评家身上或同一部(篇)论著中也有新旧观念并存或自相矛盾的现象。如林纾在其文艺思想中一方面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表现出许多新的因素，如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称赞和介绍，但在他写的翻译小说序、跋中又带有传统的审美标准，乃至封建忠、孝观念的余毒。

旧中寓新，这是近代文论的又一特点。近代文论家虽然用的旧批评形式，如“诗话”、“词话”，但却注入了新的理论内蕴，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关于“意境”说的系统阐发，至今仍作为诗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谭献在《复堂词话》中提出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就很有点接受美学的意味。在近代文论中类此的例子并不乏见。

中西交汇，本是近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学习西方”的大潮中，所谓“西学”就是“新学”，西方的学问就是新的东西。近代一些倾向维新、倾向进步的文论家，在当时的视野领域内，尽量汲取西方的东西，至于能否消化则另当别论。梁启超、谭嗣同、丘炜、徐念慈、黄人的文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诚如梁启超所表述的：“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是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①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大量的新名词、新观念、新理论进入了近代文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什么竞争、淘汰、自由、平等，什么烟士披里纯(灵感)、写实派、理想派、浪漫，乃至以太、喀私德(等级制)、巴力门(议院)，已是司空见惯，形成了中西混杂、交汇的新现象。在近代文学理论中，虽引进了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康德、尼采、邱希孟(基尔希曼)、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德国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等；而作为文学理论思想基础的仍未离开儒、道、释三家，这便使近代文论呈现了中西汇合乃至中西互相渗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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