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我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史”。当时苦于没有教材和参考书，故自60年代初我就有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念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80年代初，我重理旧业，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开始搜集资料。为此，我曾多次去过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广州、武汉、开封等地的图书馆。与此同时，我又开始着手对于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社团和流派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我虽然也写过多种近代文学研究的专著，也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数十篇，但这些论著多属于微观研究，而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中国近代义学史的整体进程和发展规律则仍感力不从心。资料缺乏，理论素养也不够。但面对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急需以及广大近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热切期待，我只得勉乎其难，决定撰写一本中国近代文学史。

所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是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80年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人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尽管近代文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建国前后，学术界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却相当差，它是全部中国文学史(即所谓“古、近、现、当”)研究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许多方面都有待发掘、开垦和清理。研究基础差、问题多、难度大，但它对学科建设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决心选择这一研究课题的原因。目标一旦确定，在前进的征途中不论有多少难关，有多大险阻，我都要到达终点，这是我在长期逆境中养成的性格。经过七年的努力(1986-1992)，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卷本的、165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此书出版后，先后受到许多学界前辈的鼓励，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国内外二十余家报刊也分别发表评论文字，肯定此书的成就和开创意义。又先后获得过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九项奖励。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始料未及而又不敢奢望的。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厚爱，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近代文学整体研究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这个大背景、大前提十分重要。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透视，我写这部著作具有较鲜明的学术意识:即希望此书有助于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也有助于推动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为此，在建构此书的整休框架时，我为它规定了如下四个目标：

一是要把此书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我是在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描述了我国汉、满、蒙、回、藏、壮、白、彝、侗、土家、布依、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的文学风貌，论述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和贡献，从而打破了过去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多民族的大文学史的体例

第二，在写此书时，我力求以恩格斯历史和美学的观点(标准)，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过去有一争议的文学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所谓“禁区”，都重新进行再评价，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排除一切非文学因素的干扰，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学遗产，是我写作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第三，写文学史应有比较的眼光。恩格斯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从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在评论一位作家、论述其创作意义、审美价值并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绝不应当孤立地去评价，这很容易带来忽高忽低的偏颇，而必须通过“前后左右”的比较。即既要与评论客体的前代、同代作家相比较，又要与其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相权衡，当然也要看到他对后代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写《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共有2页,您还有1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