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精神

其三，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追求思想自由，也是龚自珍启蒙思想的重要方面。在龚自珍作品中，“狂士”、“狂生”、“狂客”、“狂言”屡见不鲜。所谓“狂”本是封建顽固派对龚自珍的攻击和诽谤。龚自珍用于自称，一方面是挑战式的回击，含有愤激之意;另方面，这里所谓“狂”，是与卑怯和奴性相对而言的。龚诗中的“狂士”，它不仅是诗人自己的气质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发人先见而又言人所不敢言的先觉者形象的化身，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自我肯定和热烈追求，而这一点正是近代启蒙意识的一种反映。龚自珍还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诗文词锋犀利，友人劝其将锋芒隐去，他宁可受迫害，也毫无收敛;对达官贵人更是冷嘲热讽，所谓“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敬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都表现了诗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他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即“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表现了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可贵的反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而从“狂士”到“四不畏”，正是他竭力冲破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折光反映。

龚自珍启蒙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具有如此绚丽的思想光辉，更重要的是它启迪与影响了近代作家群体中的启蒙思想和思想启蒙的走向。从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到南社的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邹容、陈天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龚自珍的启蒙精神: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愚民政策，要求开启民智;更重要地他们还继承了龚自珍直面社会，批判现实，走向民间，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战斗传统。

毫无疑问，近代文学的思想启蒙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王韬、冯桂芬、谭嗣同等人开始对中国文学(广义的文学)进行反思，福建人陶曾佑在《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一文中说:“考诸吾国，自鸿荒洎夫中古，经则详于私德，略于公益，为个人主义之伥;史则重于君统，轻于民权，开奴隶舞台之幕;子则鄙夷浅显，注重高深，耗学者之心思脑力;集则记载简单，篇章骈俪，种文坛夸大浮华。”中国古代文学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变化之需要已很明显。如将这种情况与西方文学相对比，其差距更为鲜明，文中陶氏举例说:“观乎斯巴达之训兵也，谱出军之歌，而国民之尚武精神于以振;日尔曼之励学也，奏进步之曲，而生徒之学科程度因以高。又如日本舆夫，亦能读普通之杂志;巴黎乞丐，竟发刊本业之新闻;而劳动中人，胥具有完全之资格。至其他各国，亦莫不孜孜于文字之林，合谋社会之改良，力促社会之进步，凭兹不聿，阐厥宗风，所由欧、美新机，其突飞未有已也。”陶曾佑通过中外对比，说明文学的重要:“盖文学之关系于国家，至重大且至密切，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注意则兴，捐弃则废，猗欤魔力，绝后空前，光怪陆离，亦良可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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