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一次次的军事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以它特有的强势侵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输入首先是来自传教士,不可否认,他们带有明确的宗教目的和侵略意图。霸权主义的传播方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外敌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促使中国文学家开始反思,要使文学适应时代的需求,文学必须面向现实,文学必须要求新求变,实现它自身的转化。而西方文化的渗透恰如发酵素,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这种转化。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不仅它本身正在发展与转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撞击和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向现代转型。
我们知道,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创造主体、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体结构、语言形式、传播方式、接受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并在它的催生与中国文学自身创造性的转化中,中国文学才由古典走向现代。近代文学正是促进与完成这一总体走向的过渡形态或中介物。近代文学这一特点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换言之,近代文学的这一中介现象,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即它在全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研究近代文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学是如何由古典过渡到现代的。从哲学上来讲,每一事物都是和另一事物相互联系的,有了这种联系,事物才能存在,诚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所以我们说,中国近代文学,既是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是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的文学。正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转型性、中西文化交汇和求新求变的特点,所以近代文学精神也具有新的特点和色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
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本是17一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的一种进步思潮。18世纪启蒙思想在法国流行,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又都活动于18世纪,故18世纪有“启蒙时代”之称。中国的启蒙思想,侯外庐先生谓开始于16 、17世纪之间,其根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应始于19世纪的近代。
近代早期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龚自珍。龚自珍启蒙思想的主要表现,其一是全面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如对官场腐败的揭露,特别是对封建制度的那个“不可破之例”以及它对人的约束对人才摧残的抨击,其揭露之尖锐,见解之深刻,令人怵目惊心。
其二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和反叛,倡导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这是龚自珍思想近代性的一个主要方面。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序》中指出:“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1](第238页)在龚自珍思想中确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正是国家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无能、寡廉鲜耻的根源(《明良论二》)。因此他主张君臣之间要以师友相处,“坐而论道”,以此来改善君臣关系;用“知耻”,来振作朝廷的风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人不成其为人。”[2](第411页)龚自珍对君主专制及其所形成的奴仆关系的批判,带有对人的价值观念和平等思想的肯定,这在鸦片战争前夕是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