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新时期影视

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又称“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指在欧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对欧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及其引发的第三世界文化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后殖民主义作为理论研究，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出现于欧美的文化批判潮流，这一潮流以揭示文化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关系为主要内容。后殖民主义以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霸权统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化霸权进行拆解与批判，并进而探讨殖民地与前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曾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尽管后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今天，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新时期以来，影视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自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目的是通过揭示西方文化中的权力话语达到解构的目的，从而为第三世界文化生存发展争取空间，这点，赢得中国影视艺术家的共鸣与赞赏，同时又产生了理解上的误区。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影视

在后现代主义退潮的语境下，后殖民主义则在西方以及第三世界中流行，并逐渐成为主导地位，显示出蓬勃生机。19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便已产生，但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方才兴起，“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范畴进入学术界，并承袭了“英联邦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术语，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涵义。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语境下，后殖民主义有关论述更加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当代中国影视批评可分为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充满依恋之情的“国学”派；对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失落而痛心疾首的“人文精神”派；以及对西方霸权对中国的侵略持批判态度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派。全球化文化想象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全面胜利后的文化逻辑，一方面不断创造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讲究非中心化和分离化，另一方面又体现和维护着冷战时代的传统意识形态神话。“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p11)全球化文化想象为大众绘制的一幅“意识形态终结”(丹尼尔·贝尔)“历史的终结”(福山)和“文化冲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冲突”(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地图。乐黛云教授认为：“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三千余年来，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2](p9)全球化文化地图主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绘制的，其内容既庞杂又多元，而庞杂与多元恰恰是后现代的时代风尚。

费孝通教授认为“全球化即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的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那时，以航海大发现和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生产力领先的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成为现实。这一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第二阶段大约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阶段，美国崛起并保持着生产力领先的发达国家地位。运输和通迅技术的革新，使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霸权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并在事实上将逐渐退出中心地位。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以及驱动力量呈现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的新兴力量纷纷登场，走向前台，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份量和参与权利。[3](p2)文化全球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在更深层次上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非同质关系。吉登斯的“现代性扩张论”，便企图将“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和单极化。《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以美国文化及其亚洲版的日本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的新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潮流，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载体、新的手段、新的市场规范”，“带来了文化大众化和商业化”，将要“陶汰许多传统的文化行业以及艺术观念、消费方式。”[4](p54-56)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文化领域却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怀疑和抵制。影视产品的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消费，因而，影视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有着明显的差异。物质产品的生产有着统一的标准化要求，而影视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却不能一味地强调统一性。对于“影视全球化”产生的负面作用，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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