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与先锋小说

一 先锋小说：定型与转型

1986年，余华拿出最新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给当时《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李陀读完以后相当肯定地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已经走在了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1]这使得余华信心倍增，而李陀所谓的当代文学最前列，正是当时和余华一同崛起并被后来的文学史家们称之为“先锋小说”的文坛新势力。

在此后两年间，余华写出了《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四月三日事件》等令当时评论家一致称道的新作品，并成为先锋小说的标志性人物。但有意思的是，日后，最早改变“先锋”姿态的，同样还是余华。

正如刘康所说，“或许没有人能够比余华更为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先锋派运动的快速崛起与衰落了……当余华1986年开始写小说时，他力图嘲弄传统文学的规范，并最终颠覆汉语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文化观。然而在短短的五年之后，余华就放弃了这种先锋派的实验。他以一种基本上写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两本畅销书《活着》（1992）和《许三观卖血记》（1996）。与此同时，其他的先锋派作家如苏童和格非等，不是选择创作纯然想象的或者怀旧的历史故事，就是干脆放弃了写小说，而余华作为一位流行的写实主义作家的声望却与日俱增。余华的畅销从反面凸显了曾经喧嚣一时的中国先锋派文学的缺席与沉寂。”[2]

让我们回到90年代初，对当时情形，莫言有如下表述：

1990年这个暑假50天，我陷入了一种创作的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语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创作能力已经彻底没有了。[3]

这种困惑和焦虑乃至失语，暂且不论何种原因，却并非来自莫言一人，而是有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开来。至于莫言自己，写作于1993年的《酒国》和1995年的《丰乳肥臀》，可以视作他重新找到的写作方向和文学语言。

而对于余华，虽然有《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领风气之先，这种从先锋到现实的转变，仍并非一蹴而就。从1996年到2005年，再一次的沉默多年之后，他写出了《兄弟》。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他才如释重负地说：

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4]

无独有偶，此时的苏童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蛇为什么会飞》是我勇敢的作品，走向了现实，也似乎是我比较失败的作品，当下有几个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作家到四十，老写那无关痛痒的有一点可耻。[5]

在这一连串的表述以及作品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群体性失语之后，“先锋小说”作家们或先或后，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自我解救的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关于先锋小说转型的讨论和对先锋小说概念的定型几乎都是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左右。

“先锋”这个概念定型基本上是在90年代中后期，人们在梳理已经经历的一个世纪时，一些文学史家逐渐把原来不是特别清晰的一个作家群落归结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叫“先锋派”或者叫“先锋文学”、“先锋小说”。[6]

去政治化与先锋小说 共有6页,您还有5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