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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笔下的“文革”日常生活

收录:2011-12-15  作者:樊星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点击: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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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消解政治狂热的力量

以上,我说明了当代“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所具有的文学特色与思想意义。我不知道,当作家们纷纷记录下自己对于“文革”日常生活的独特记忆时,他们是否意识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还有着深广的哲学意义。已经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兴起,它们都注重研究日常生活。而这一转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哲学应当自觉地回归并研究生活世界”,以“重建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非常注意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研究日常生活是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8]。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影响巨大。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没落领域”,因为,在卢卡契看来,日常生活是“人的行动中认识的源泉和归宿”。如何“真实地描述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整体的人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9](p35-37)。这一思考,恰与中国当代思想家李泽厚所认为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理性”的思考相通。李泽厚指出:“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这一“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10](p21-23)。另一方面,李泽厚注意将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是对儒学的补充嘛。”他还将自己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儒学后马克思主义”[11](p295,327)。这样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代“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记忆,我们正好可以看出作家们从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消解政治狂热的清明理性、发现逃避政治昏乱的现实可能的可贵努力。而这一努力,虽然是发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也暗合了历史的意志:在“文革”的短暂狂热扩散的同时,是人们务实精神的暗中复苏与坚守。在“文革”寿终正寝之时,中国便迅速进入了现代化与世俗化发展的新时期。这就叫:人间正道是沧桑。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说:原来新时期世俗化浪潮的汹涌澎湃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早就滥觞于那些普通人,那些知青、下放干部、农民的心灵与生活中了。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狂热的力量所在吧!这就是平民的日常生活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记忆看作当代文学世俗化浪潮的先声了。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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