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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笔下的“文革”日常生活

收录:2011-12-15  作者:樊星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点击: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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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想强调雯雯远离理想的个性因素。雯雯从小就同情弱者,其中包括挨批斗的老师和穿“奇装异服”者。她从小就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她对“文革”的狂热就有了先天的免疫力。尽管在当知青时,王安忆曾被评为先进人物,但她在参加安徽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代表大会时,还是以理智的眼光发现了某些“先进知青”的虚伪,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写的就是她在这方面的体会。王安忆的母亲也曾经谈到因为感受到女儿从乡下写来的家信中有对生活和时代的独特认识而为她担忧的往事。这些都能表明王安忆在“文革”中的独特个性。阿城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棋王》中,我们也不难读出类似的主题:王一生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务实;又将象棋认作“解忧”的法宝,所以得以幸免于政治的狂热。

在199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王安忆还描写了出生资本家家庭的女儿们在父兄受罪的时候关起门来唱“老歌”怀旧、得过且过的“世外桃源”生活。在作品中,作家有意点化了上海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生活是一个大染缸,它是那种渗透肌肤的生活,它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日常化的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留一丝缝隙。……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它把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到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这一关于上海文化精神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住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

……

“沪上名媛”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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