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读钱理群、傅国涌的两本书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是沈从文１９４８年底在给一位投稿者的回信中的几句话。这段话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一个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的 态度：他们仅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个时代将是为他们以往经验所完全陌生的，格于个人环境、气质以及认识差异，他们对这个时代有着不同的预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心理变化，既充满了希冀和好奇，同时也不无困惑和疑虑……

记录和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这两个年头的境遇及其心理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而其中的两大成果就是钱理群和傅国涌的两本书。钱理群的书是《１９４８：天地玄黄》，傅国涌的书是《１９４９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虽然相距较远（前者１９９８年５月出版，后者则是２００５年元月推出的），各有侧重，前者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种，主要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寻绎１９４８这个年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后者则广及各类知识分子。两书写法上互有特色，一以“论”见长，一以“述”为主，但我在读其中一本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另一本书，仿佛他们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１９４８年，按照通行的说法，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是一个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这一年的元旦一清早，知识界的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态，暗暗传播昨夜新华社广播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以他一贯的气势宣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推到了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面前。作为对一个时代精神气象感受最为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的年代，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谁都无法回避选择。同为当年元旦发表的三篇出自文人笔下的文章，相互对照是颇有意味的：香港出版的《野草》丛刊第７辑，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出了“尾巴主义万岁”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大公报》的《元旦献词》仍然在继续他们的书生论政：“战争要不得，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人类的幸福要用理智创造，人类的问题也应该用理智来解决”；郑振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散文《迎一九四八年》，文末用似隐实显的笔墨呼唤：“在最艰巨的境地里，在最困难的生活里，工作和希望应该是默默的在发展着。生命是不断的布旧除新的。有生命力的人永远是滋生崛长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适在《新闻报》上发表谈话，主张政府出面速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必须虚心，不可护短（见《胡适日记全编》第７册，第７２０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而对于另外一些离政治较远、远非引领时代潮流的知识分子，１９４８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极度困窘，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的经济彻底崩溃，物价上涨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翻开叶圣陶１９４８年的日记，“抢米”，“百物皆无由购得”，妻子“抢购得鲢鱼一尾”等记载随处可见，如下一段文字更是触目惊心：“偕伯祥同观市街，家家空无所有，惨状可怜。关店不准许，而无物之市，实即罢市。此现象已遍于全国，人人感无物可得之苦……”（见《叶圣陶集》第２１卷，第３２９页，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版）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之下，更广泛的对现实的不满被激发了。除了郭沫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向来被认为属于民主个人主义阵营的人，进行怎样的选择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年６月在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所分析的，“（中国民众）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满，认为它是所有困扰的根源。他们情绪沮丧，并不惧怕共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目前的境遇更坏了。”（见江苏人民出版社《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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