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

一、引言：《词论》渊源略辨

李清照《词论》的出现确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仅文献出处较为模糊，而且《词论》的名称也是后起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诗人玉屑》在引用这篇文字前，只是冠以“李易安云”或“李易安评”，文字略有出入，后人盖缘其所论而题为《词论》。至于胡仔引用的文献来源，则已难确考。但在李清照时代，出现这样较为系统的论词文字则是毫不足怪的。

论词之风，随词创作的兴盛而兴盛，北宋中期特别是元祐以后，苏轼及其门下弟子都喜欢谈词论词，有的三言两语在口头流传，有的形成书信、题词或序跋等短文，如苏轼有《与鲜于子骏书》，晁补之（1053～1110）有《评本朝乐府》，李之仪（？～1117）有《跋吴思道小词》，黄庭坚有《小山词序》、《跋东坡乐府》，张耒有《东山词序》，陈师道有《书旧词后》。论词之人渐成规模。苏轼多感性言谈之论，而晁补之和李之仪的观点则较为系统。晁补之大体以“摘句品评”为基本模式，通过精选的词句来概括词人的创作风格。如言东坡词“横放杰出”、晏几道词“风调闲雅”、张先词“韵高”等等。这些评价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几乎成为后来立论的重要基础。李之仪更具全局意识和文体观念，他立足词体、词人和词史，其《跋吴思道小词》，开宗明义，确定了词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区别，所谓“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这篇跋最为突出的成绩是回顾了歌词从唐人发轫直至北宋中叶的大致发展历史，是最早的词史述略。在阐明词史从唐代的因诗而和声到晚唐的因声以填词演变过程中，以简明而精到的语言，钩勒词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间主流词人的创作特色，如评柳永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评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评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词“风流闲雅，超出意表”，等等，都堪称要言不烦。李之仪追奉《花间》词风，并根据自身的创作体会，揭出“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的作词门径，要求卒章见妙，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艺术神韵。李清照的《词论》从基本观念和写作思路来看，明显继承了李之仪的路径①，但她抽去了李之仪引以为评判标准的《花间集》，专力为词的体性定制，后出转精，分析更为细致，立论更为鲜明，理论内涵也更为突出。

二、词史意识与尊体观念

李清照从“乐府声诗”开端，以音乐性作为词的基本理念，追溯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在曲江一曲惊听的故事，既展现了唐代乐曲昌盛的局面，又揭示了宋词繁盛的基石和渊源。由此而下，李清照回顾了唐末五代至北宋中叶以来歌词发展的历史，大致分为高峰—低潮—高峰3个时期，并对其间的一些重要词人如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作了点评。言简意赅，精彩到位。如评柳永有“变旧声作新声”的特长，但“词语尘下”；评张先等人虽“时有妙语”，但“破碎何足成家”，等等。特别是以音乐性为前提，分析了歌词的平仄、声韵、音律等文体性特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念，对诗词体性的差异性和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气，从正体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所以简单来说，李清照此文是为词的尊体而作，反对当时词界的“破体”之风气。

《词论》展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李清照把此前三百余年的词史分为3个突变时期：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和北宋是两个高峰，而介于其间的晚唐是一个低谷，五代虽有上升，但格局过小，未成气候。北宋词的繁盛已得到公认，不暇再论，而对于唐词的看法，则与后人之论颇异其趣。就词体而言，现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词经过初盛唐时期的草作，中唐时期的过渡，至晚唐五代而臻于成熟②，而尤以温、韦、冯和南唐二主为其中翘楚。李清照倒置其序，或有其隐衷。对于北宋的“礼乐文武大备”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词坛盛况，李清照总体是肯定的。但因为有的不协音律，如晏殊、欧阳修、苏轼，如同“句读不萁之诗”；有的虽协音律，但或词语尘下，或结构破碎，在歌词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缺陷，所以在肯定的基础上多予以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李清照对于北宋词的重视，虽仍以音乐为考察重点，但对音乐和歌词的悲哀情感和凄美意识则不再关注，主要是从一般的体制来考察的。文体的丰富复杂及其各自拥有的独特体性，是需要历史来提供展示的舞台的。《词论》篇幅不长，措辞矜严，但其中包含的词史观念，稍加铺展，也宛然是一部近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李清照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观念的人，她不仅写过《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以咏史为内容的诗歌，也曾协助丈夫赵明诚编纂过《金石录》，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自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这种对历史素材的近距离接触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对历史的浓厚兴趣，都为李清照历史观念的锻造准备了条件。传世的《哲宗皇帝实录》也可能是包含了李清照的笔墨和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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