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的邵洵美

2007年，邵洵美诞辰100周年。这位新月派主将，因其显赫的家世，复杂的交往，特别是长期出入于现代文坛形形色色的公案漩涡、流派纷争乃至人事纠葛之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未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度时期还被冠以“反动文人”，百年后终于重获评价。

迄今为止，邵洵美的文学形象的全貌和写作理想的真谛，并没被窥探领悟透彻。当然，他自身也有某种谜一样的气质。

1968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时年62岁的邵洵美在上海寂然辞世，留下了一笔至今尚未完全整理的文字“遗产”，当然，还有一摊“棘手的善后事”：“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六百元钱，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元”（《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盛佩玉回忆录》）。在此前的数个月里，他因肺原性心脏病多次进出于医院，为此他还赋诗一首以自嘲：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在那样的年月，没有人会在意一个病弱文人的离去，也少有人顾得上留心他凄凉的晚景。1958~1962年间，邵洵美由于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而遭受牢狱之灾，身心受到严重的戕害。他的女儿邵绡红女士回忆道：“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我的爸爸邵洵美》）如此的窘态，曾经意气风发、“光芒四射”的“唯美”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但即使在潦倒之际，邵洵美也不忘保持他的“唯美”习性。多年以后，他的老友秦鹤皋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副情景：“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参看《我的爸爸邵洵美》）似乎只有这样的神情、动作和语气，才让人依稀辨出当年那个“文学纨绔子”的影子。

的确，人们印象深刻的多是邵洵美年轻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活力与魅力。在近些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他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潇洒而富于才情的唯美主义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譬如，一本传记径直用了《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作者林淇）这样的书名；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论及邵洵美，所用的小标题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肖像”，该著在谈到邵氏热衷于出版的情状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时间、文学天赋和金钱。”

实际上，迄今为止，邵洵美的文学形象的全貌和写作理想的真谛，并没被窥探领悟透彻。尽管刚刚出版的“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辑共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囊括了邵氏较全面的诗歌（《花一般的罪恶》）、散文（《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贵族区》）和回忆录（《儒林新史》）等，呈现了邵洵美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但渗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思绪和人格情怀，仍须细细探察与体味。

以几乎定性和定型的“唯美”为例，在邵洵美那里，“唯美”与其说是对美的极端强调，不如说体现了他对美的重新诠释的渴望，其方式便是以丑为美、以恶为美。然而，切不可皮相地看待这一方式。人们以为，邵洵美的“唯美”的内核是“颓加荡”即颓废，其实这仅是一种表象。对于邵洵美来说，颓废不只是风格意义上的，更指向了精神的反抗与叛逆。为此他格外推崇史文朋和波德莱尔这两位唯美主义的先驱，将二人称为“革命家”，“是一切宗教、道德、习俗下的囚犯文学底解放者。他俩是创造主，是一切真的、美的、情的、音乐的、甜美的诗歌底爱护神。他俩底诗都是在臭中求香；在假中求真；在恶中求善；在丑中求美；在苦闷的人生中求兴趣；在忧愁的世界中求快活，简括一句说‘便是在罪恶中求安慰’”（邵洵美《史文朋》）。值得注意的是“在罪恶中求安慰”所包含的宗教意味，这令人想到波德莱尔诗歌中无处不在的宗教感。显然，颓废借助于“唯美”获得了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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