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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 (一)

收录:2011-12-14  作者:蔡翔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082  点击: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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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使用的“地方”一词,只是相对于国家中央政权的一个空间概念,当然,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局限在它的区域性的行政设置或者自然地理的概貌描述上,我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构成这一空间的诸多元素,比如,制度、习俗、社群、人口形态乃至语言(方言),等等,以及隐藏于这一空间之中的深刻的文化心理的积淀。这些诸多的元素及其内在的文化心理方才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地方”甚至“地方性知识”①。

当然,我无意于把“地方”处理成一个完全自律或者自足性的空间,相反的是,我更倾向于把“国家”和“地方”视之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国家不仅利用各种形式,包括制度的方式,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效地吸纳(比如古代的“采风”制度),同时,亦将自己的政治愿景、权力诉求乃至知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深深地植入“地方”之中(比如“说书人”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国家”和“地方”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的变更,就并不仅仅指涉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替代,它同时还意味着国家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的变化。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承担着对“地方”的指导性功能,因此,旧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解体,常常会波及“地方”,甚至造成“地方”秩序的不安和动荡。在一些对历史的细节描写,比如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我们看到,漳平乡间的民乱,是在辛亥革命的四五年之后才开始的。在这四五年中,“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同时“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也就是说,“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在制度变革的背后,正是知识形态乃至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动,这一变动的结果,是“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是,“‘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甚至“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卢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而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动。在这一叙述中,有两个细节也许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一是“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而且,还讲着一口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方言;二是“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②。我以为,它说明了,或者部分地说明,起码在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地方”并不可能摆脱“国家”的控制或者说国家的“权威性叙述”而完全独立存在。

中国自晚清以后,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造成了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动的根由之一,即是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实为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在这一想象的过程中,个人同时被设想为“公民”,其权利和义务不受种族、宗教、族裔或阶级的限制,而且平等地享受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因此,这一概念又内蕴着参与国家主权的政治涵义,也即所谓现代参与性政治④。柄谷行人也认为:“所谓nation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或者说,nation是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⑤。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对个人的改造,也即如何使其从封建社会的“臣民”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便相应成为文化政治的重要任务,此亦梁启超“新民”说或鲁迅“国民性改造”的由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或由“地方”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宗族、迷信、政治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等等),往往会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空间障碍。这种心态,在鲁迅的早期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或者《祝福》中,多少都有所流露。尤其是,当旧有的国家政权解体,其国家知识或者国家意识形态则会以各种方式流入“地方”,并得以保存,甚至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或者文化的意义上,有时候,“国家”和“地方”的确难以区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nation也并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展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象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解体的乡村农业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即互酬的相互扶助性的理想状态还必须通过想象重新恢复起来”⑥。尽管柄谷行人对自己的解释尚无把握(“这是否可以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定说”),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社群的重视,以及社群由此体现的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也并非仅仅是自由个人主义一路,当然,我们将其着意挑选出来并加以夸大,自有另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包括现代文学史,伴随着对“地方”的批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地方”的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不仅体现在沈从文等人的小说里,也纠缠在鲁迅的作品之中,比如《故乡》。批评和眷恋,往往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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