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再版后记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修改之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在写作那本书的过程中，我便接触到在当时看来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鲁迅的前期小说没有直接涉及“反帝”的内容，而更多地是“反封建”的主题。这个问题，对于当代青年，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却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就主要着眼于中国的政治革命，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从其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紧密联系得到高度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的。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归纳为“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这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鲁迅研究界，更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指导纲领。当我感到鲁迅前期小说没有更多直接涉及“反帝”的内容时，这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说明的大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走出来，连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也大力倡导反对封建思想，这无疑也是支持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的重要原因。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樊骏先生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向我约稿，我就将这样一个想法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纵论》作为单篇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之后，颇得一些前辈学者的好评，那时我已经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受教于李何林先生，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就决定以此为基点重新考量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征。那时的意思，只是它可以做成一个博士学位论文，像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一样，还不至于人云亦云，没有新意，在导师和答辩老师面前也能说得过去，力争答辩能够顺利通过，完全是学生的想法。至于后来人们给予它的美誉与恶谥，都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从我当时意识到的内容来说，主要有三点：一、将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区别开来，用思想革命的标准研究鲁迅作品，不用政治革命的标准直接衡量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和意义；二、回到鲁迅作品的本身去，首先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不用我们自己的主观意图强行要求鲁迅的文学创作；三、尽量将鲁迅作品思想意义的分析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结合起来，不仅就思想谈思想。时至今日，这三点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在当时，却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够认同的。

1984年，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教授，答辩委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弢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预衡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王士菁研究员；我的博士生导师李何林教授、副导师杨占升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当然也参加了答辩会。我之所以在这里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是因为在这本书时经二十余年再一次得到出版的机会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他们当时给予我的宽容和鼓励。至于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给我的精神上的影响和学术上的指导、我的副导师杨占升先生给予我的思想上的影响和生活上的关怀更是我无法忘怀的。钟敬文先生、李何林先生、唐弢先生和杨占升先生都已经过世，愿他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听到我对他们的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该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86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前还曾写过一个四万多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摘要，题为《〈呐喊〉〈彷徨〉综论》，连载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三、四两期。在当时，大概读过我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摘要的读者比读过这本书的读者要多得多。与我的年龄相仿的人都还记得，大概主要因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关系，曾引起过鲁迅研究界的一场不大但也不小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我已经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转型期，人们的视线还没有真正转移到对研究对象本身的认识上来，而仍然主要关注研究者本人坚持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的反对者说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支持我的人则认为我的研究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还是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我当时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算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的批评的批评。时至今日，连当时我的反对者也大都从马克思主义战线上撤下军来，倒是在当时被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的我，还常常想到从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感受和理解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并为弱势群体的前途和命运做点力所能及的思想上的努力。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常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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