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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中上海的城市空间叙述

收录:2011-12-14  作者:张鸿声  来源:《文学评论》2010年02期  点击: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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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50—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验来说,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将实验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公共化”和“现代化”。“十七年”和“文革”时期表现上海的文学,承继着百年来上海城市现代性形象的谱系,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现代性诉求。在这方面,对上海建筑与空间的表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一高大洋房的政治:从殖民性到现代性

公刘的《上海夜歌(二)》可以看作一个宣言,它表明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现代主义的手法依然是表现上海城市物质场景的基本策略:“轮船,火车,工厂,全都在对我叫喊:抛开你的牧歌吧,诗人!”这种情形,与施蛰存在1930年代的诗歌主张所阐明的,基本上是同样的道理。施蛰存将现代诗歌看作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而所谓“现代生活”,在公刘的主张中,也是现代性的物质性场景,只不过是排除了施蛰存所列举的“爵士乐”、“竞马场”等具有消费意义的场所之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十七年”上海城市文学在表现现代性场景方面对于“旧上海”文学的某种承继性。《上海夜歌(一)》可视为公刘诗歌主张的实践,在对于上海场景现代性的描绘中,完全使用了现代场景写作的传统,选取了城市中心的外滩和南京路作为中心性的空间体现。这首诗在表达城市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时,不仅采用了“并置”的蒙太奇手法,给人完全的电影镜头感。而且,视觉的效果,看得出其对城市建筑高度的强调,也采用了从高到低的顺序。还有对于“夜色”的使用,也来自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城市兴趣。诗歌分别使用了海关大楼和南京路的国际饭店作为参照,既高下参差,又纵横成行。这三者都遵循了自新感觉派以来的上海文学传统。只不过,诗歌在篇尾出现了“六百万人民”的句子,以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共名”。

但是,在继承1930年代以来的现代场景写作传统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1950—1970年代的上海空间建设方面,由于“新政权直接利用了旧上海的空间结构,确立了自身在城市的权力地位。象征旧上海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符号性建筑,多被移用于新政权的各种机构”。所以,就对于上海“断裂”性理解而言,如何借助“旧上海”的物质空间(特别是建筑空间)来表达“新上海”主题恰是一个难题。其复杂性在于,上海历来以其建筑空间上的现代性而获得其“现代”意义,不借助于此,很难获得对于上海地域的指认。同时,上海高大的洋房又是一种跨越地域性的世界性现代化符号。在1950年代以后,对国家工业化蓝图的憧憬,高大建筑还被作为一种工业化现代性符号而必须加以强化。因而,在表现上海空间时,中心区的殖民时代的建筑是无法回避的。但是,上海殖民时代的建筑大面积存在,又使人无法回避它的殖民记忆。一旦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不仅可能无法获得其在断裂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政治身份,甚至于还可能造成殖民主义的重温。这一类建筑空间,除了高大的洋房,也l包括上海作为现代经济中心符号的码头、厂房、道路,还有作为“旧上海”主要居住形式的弄堂与棚户。上述种种情形决定了,在进行“新上海”社会主义的空间想象中,既必须借助于旧上海建筑空间形式的表现,但同时又要赋予其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意义。更由于关于上海作为工业、商业、港口中心的身份指认已经符号化,在消泯了外滩大楼、国际饭店、百老汇大楼等建筑场景原有的西方建筑形式中殖民与消费的文化含义之后,成为典型的城市现代性符号式表述。

对殖民时代建筑本身的详细描写是较少见的。肖岗的诗歌《上海,英雄的城》与芦芒的诗歌《东方升起玫瑰色的朝霞》对上海市委大楼的建筑样式、材质的西方性有涉及。比如:“在上海市人委拱形花岗石大门里,/走出听完传达报告的人群。/挺立的大石柱,/乌亮的铜质大门,/门旁卧着黑黝黝的一对铜狮……”但由于此处属于对新上海市委大楼会议的描写,其政治性意义超过了建筑因素的含义。一般来说,新旧上海的空间标志虽仍是外滩大楼。但在旧上海场景体现上,通常会出现实指的旧上海建筑。比如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七月流火》、电影《聂耳》、《为了和平》等文本中,常常出现“百老汇大厦”、“国际饭店”、“跑马厅”、“铜人码头”、“江海关”、“寓沪西人工部局”、“虞洽卿路”、“爱多亚路”等具有实指含义的旧上海空间。有时,电影作品还会用照片形式呈现出欧战和平纪念碑角度的外滩,或者海关前的“赫德”铜像,这似乎成了新旧上海不同外滩的标志,因为纪念碑与铜像都建造于世纪初,其所包含的恰是旧上海殖民历史的符码意义。在电影剧本《为了和平》中,凡涉及解放前的建筑空间时,常常进行实写,而在表现解放后的上海时,虽然同样涉及外滩地区,却相当的虚化和空洞。结尾,孟辉与她的引路人杨健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意义极其模糊的地方:“在靠近外白渡桥的一座大厦里面,临窗可见黄浦江和江上的点点帆轮船”。这里,作品明显呈现出一种意义构成上的矛盾和虚弱。因为要表现“左翼”政治在上海的胜利,所以剧本必须将两人“会师”的地点放在“旧上海”的核心空间,也即外滩。借以表现出胜利者对“旧上海”的征服。但同时,它又必须小心翼翼地规避这栋楼宇的实体含义,并虚化“大厦”的真实名称,以免使观众在历史经验里可能唤起的对于高大楼房本身的殖民意义的记忆。否则,就无法完成对上海旧楼宇的无产阶级政治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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