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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世同堂》的女性形象看老舍文化选择的多样性

收录:2011-12-14  作者:孙颖  来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点击: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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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菊和招第是老舍笔下的所谓摩登女性的代表人物。对她们的塑造折射出老舍对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怀疑与排拒。与没有文化的贤妻良母相比,摩登女性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多多少少的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她们具有现代意识和个性追求,不甘于生活现状,不愿过平庸的生活,追求一种带有浪漫色彩和刺激性的生活。但是她们的追求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就是什么也不为,只是消极的表示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但是,一味的逐新,一味地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与享受,却使她们成为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老舍对这类人物的愤激之情表现的十分充分。胖菊与祈瑞丰恋爱结婚后,其心思都用在享受和打扮上,专横跋扈,自私虚伪,肆意限制瑞丰的行动,使他没地位、没自由、没朋友,后来甚至逼着瑞丰去跑官,逼着丈夫去当汉奸。当瑞丰丢了官,她就一脚把丈夫踢开另攀高枝,嫁给蓝东阳——另一个令人厌恶的大汉奸,由科长太太变成处长太太。她爱的和稼的都是能满足她挥霍、享受生活的官和钱,而不是人。她的婚姻将摩登太太的所谓爱情撕得粉碎,露出了其自私肮脏无耻的本质。在对胖菊和招第这类女性形象的嘲讽和批评中,实际包含着老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他对那些有个性意识和自由倾向的摩登女性及其浪漫迫求的动因、过程和结局都表示了极大的保留和怀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提倡妇女解放、倡导个性自由的大环境里,老舍能够对这种新思想、新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确是难能可贵。尽管这种判断不无美化封建宗法社会的民粹主义倾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还塑造了一位独特的日本老太太的形象。她与作品中那些为非作歹的日本侵略者截然不同,她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平民,亲人都战死于这场侵华战争,自己也活得很艰难。她的内心深处逐渐萌生了怀疑和反对战争的念头,开始同情中国邻居的不幸与抗争,并且朦胧的意识到他们和自己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尽管她仍然遭到大多数邻居的误解以至于敌视,但是她仍然希望真诚地与中国邻居交往,发自内心地同情中国邻居的遭遇,也正是她把“日本投降了”的消息,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喜讯,告诉给周围的中国人。作家不是简单的依据政治界限,把这个人物置于敌对的一方,也不是通过外在的政治行为使她变敌为友(比如中国当局强制的战俘教育),而是从她的日常生活中,包括与胡同里中国邻居交往时发生的心灵碰撞中,捕捉她的困惑与苦恼,写出她的复杂的精神世界——一个日渐觉醒的灵魂。老舍是在对日本民族进行深入的文化剖析与严厉的道义遣责时,在那些出于愚昧盲从而甘心充当战争炮灰者中间,发现了良知的闪光,塑造了这个人物。这个日本老妇的形象,有力的证明了老舍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人指出其描写“把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连在了一起”“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划分的清清楚楚”。正是清醒的文化审视把老舍推上了很高的思想境界,表现出其文化选择的开放性与世界性。如此具有深意的日本人形象,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又有几个呢?总之,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衡量老舍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抗战力作《四世同堂》时,我们会对其中的深意及其思想价值有新的认识,仅就他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老舍的文化审视的视角就灵活多变,文化选择也存在着多重性,老舍正是以独特的文化目光来看待他笔下不同的市民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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