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

在茅盾的一生著述之中，可以纳入到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共有887篇 ① 。七篇作家论，显然在茅盾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只占极小的比重。但是，这并不壮观的数字却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财富。温儒敏称其“作家论”的文体“对当时流行的社会—历史批评，起过典范性的影响”， ② 罗宗义则更进一步说明:“茅盾写于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的七篇作家论，不仅开辟了宏观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先河，对于作家创作轨迹和风格予以全面的审视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批评方式，而且也明显地表现出茅盾的批评个性: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而树立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杰出榜样;感知和理性相结合创造了思辩与文采相糅杂的‘批评文体’而独树一帜，至今被奉为楷模” ③ 。

作为楷模的茅盾作家论有着“综合宏观的”文体特征 ④ ，它以“史论的笔法”、“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的观念” ⑤ ，在时代、社会的变动与作家思想倾向、政治立场的座标轴上找点或者划线， ⑥ 并以此来绘制作家的精神肖像，归纳作家的创作特征。应该说，这些结论已从不同的侧面有效地呈现了茅盾作家论的整体特色，但换一种阅读的方式，引起注意的却是“我”与“我们”这两个耐人寻味的字眼儿。

一 “我”与“我们”:意义标志的发现

“我”与“我们”之所以成为关注之点，主要得益于徐懋庸《鲁迅的杂文》 ⑦ 的启发。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在指出鲁迅作杂文的态度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常常站出‘我’，说出‘我以为’来”之后，便以时间为序罗列了各杂文集的内容特点:最初的一本《热风》（1918—1922）没讲自己的私事，也不讲别人的私事;《坟》中1924年以后的部分才有谈自己的私事的文字;《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1925—1926）说自己私人和攻击别人的阴私者特多;《而已集》和《三闲集》（1927—1929）讲私人私事的文章少了，但作风还偏于讽刺;1930年以后的《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书中，完全从私事上谈自己和别人的文章，简直绝无仅有，而且积极立论的长文很多;此后只有1935、1936年，病后和将死之前，写过几篇说自己的生活的文章 ⑧ 。

这是一种极富智慧的抽象，引申出的是这样的研究结论:“鲁迅写《热风》中的杂文的时候，正是《新青年》时代。那时他是一个集体的斗士，如他所说，凡事是‘奉将令’的‘遵命文学’，‘步调和大家一致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了，于是他成为孤独的斗士……在这样的独自彷徨中，就产生了《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所表现的那种战斗，所 集的那种文字。一离集体，就格外觉得自己，而且只见个人的对象，这是极其自然的。这样直到1930年，他才又成了集体的战士，因为这集体更进步，更广大，斗争更猛烈，所以《二心集》中的杂文就成了‘不是匕首，而是大炮，文字已脱却尖刻，变为倾注的光景，深厚多了’。从《伪自由书》时代起，虽因环境关系，又返于做尖刻的短评，但所表现的乃是集体的意志，并无私人的影子的闪烁。”“这是对于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凡人，当他是孤立的个人的时候，和他是集体的一员的时候，性质完全是不同的。” ⑨

徐懋庸的这个思路，运用到茅盾作家论的研究上来，足可以引发一些类比式的思考。为什么茅盾早期的作家论中的“我”非常醒目，而后来的一些作家论却是“我们”突出出来?为什么有些作家论“我”与“我们”一起消隐，而有些作家论却是“我”与“我们”并存?在“我”与“我们”的显性变化中，可以看出茅盾在集体之中是怎样的位置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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