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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国民精神

收录:2011-12-11  作者:孔庆东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05  点击: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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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中的国民精神不仅丰富、全面,而且同人物个性紧密结合,表现出其复杂性。祁老人满脑子封建观念,以委屈对强暴,受到汉奸侮辱,他却满脸堆笑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二孙祁瑞丰当了伪科长,他不以为忧,反以为喜,认为一来“可以仗胆子”,二来祁家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证明他买的房子确实有“风水”,充分暴露了他的麻木愚弱。但祁老人又同时是个慈善的长辈,爱亲人,讲义气,勤俭持家,毫不虚伪,传统的民族精神在他身上是多面的、立体的存在。祁瑞宣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但孝亲育子的传统义务观念使他像巴金的《家》中的觉新一样,逃避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屈辱偷生。洋车夫小崔凭着朴素的民族义愤敢于痛打日本兵,但是却由于“好男不跟女斗”的观念,白白挨了大赤包一个嘴巴。这些都形象地说明了国民精神的复杂性。

《四世同堂》最突出地表明了一点,就是国民精神是可以变化的。祁老人目睹了敌人的累累暴行之后,由怯懦变成强硬,怒对敌寇,赶走冠小荷,责骂瑞丰。钱默吟从一个闭门饮酒、吟诗赏花的儒士,转变为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勇士。与描写北京市民接受良民证、交纳废铁、参加敌伪组织的活动等妥协忍辱一面的同时,老舍还以浓墨重彩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一面。祁天佑的跳河自杀,钱仲石的与敌同归于尽,尤其是那一对清朝侯爷的后代小文夫妇能够在暴敌面前站着死去,充分写出了国民精神赖以重放光芒的中流砥柱。

这样,老舍不仅把国民精神同时代风云、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而且着重描写了人民群众从麻木到觉醒的过程,并对国民精神中先进的优秀的一面战胜落后的腐朽的一面给予热情歌颂、寄予强烈的希望。老舍的国民精神观在这部《四世同堂》里结出了最繁盛的果实。

老舍笔下的国民精神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他既写出了其落后、腐朽、麻木、愚弱、妥协的一面,又写出了其进步、优秀、善良、自尊、侠义、勤劳、坚忍、反抗的一面。而且,他笔下的前一面是向后一面转化的。他笔下那些能够长久屹立在文学史上的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地负载了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某一突出方面,他们每一个都是“中国式”的。这不仅是老舍本人的创作贡献,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功勋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老舍对国民精神的思考、对国民精神的描绘,与他本人性格中的国民精神也是具有很大关系的。

四、老舍身上的国民精神

普希金说:“作家拥有的民族性,是一种仅能被本国人所赏识的优点,——对于别的人,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反倒可能是毛病。”[9] (p586)然而老舍的作品,以其出类拔萃、纯厚地道的“中国风”,不仅在国内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佳品,而且在国外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老舍的“中国风”是以民族性为其核心的。果戈理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9] (p588)通观老舍的创作与生平,我们会明显感到,老舍的眼睛,不高不低,正好是汇聚了我们民族要素的一双眼睛。凭着它,老舍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浓烟密云,为国民精神画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景。别林斯基在《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讲道:“要想在这种一半都被与之格格不入的异国形式掩盖了的生活中找出民族性的因素来,一个诗人就必须拥有巨大的才能;必须在灵魂上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人。”[9] (p590)老舍的灵魂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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