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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

收录:2011-12-11  作者:杜英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01  点击: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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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卫生”与边区(或解放区)工作并非背道而驰。“不讲卫生”只是边区知识分子接近群众的一种手段,最终还要培养群众“讲卫生”的观念。培养此种观念的意义不局限于生活习惯的改造层面。它还与边区开荒生产相关。而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抗战,边区一部门曾动员当地老百姓开荒,教他们使用肥料,并组织拾粪队,但老百姓尚难以纠正“不讲卫生”的习惯,牛粪马粪还是满街堆。“不讲卫生”直接与疾病相关,也就与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发生联系。边区为扫除迷信,医治疾病,就要提倡讲卫生,讲科学。葛洛的《卫生组长》中,村里的卫生组长对村人“不讲卫生”的陋习和观念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后来,一个来自延安的医生通过“治病救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使大家相信了讲卫生的意义,顽固的迷信脑筋开始慢慢转变。

“讲卫生”不只是生活习惯,它被赋予了诸多功能,越出了医学解释的范畴,纳入到道德化、政治化等解释的范畴内。1942年毛泽东指出: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言下之意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改造才能转变阶级身份,才能干净。这里“讲卫生”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借助比喻性语言将“干净”和“脏”指称现实卫生的词汇转化为具有修辞性的阶级话语。他将具体情形观念地建构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依照这套话语,柯仲平改变生活方式不仅是为现时工作采取的一种策略,还涉及知识分子在阶级谱系中的地位和改造问题。这种改造从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全面展开,因此“干净”和“脏”可以在生活卫生和精神卫生两个层面自由滑动,而在价值判断上生活层面往往被精神层面所覆盖或改写。在这样的话语权力建构下,精神较之生活层面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因此毛泽东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工人比讲卫生的知识分子更干净。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认同,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改造,关键不在于某种生活方式自身拥有的价值,而在于被政治话语赋予的价值,因而不妨根据现实革命的利益需要,变动价值认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下,相同的生活习惯或是被排斥的对象,或是被提倡的对象。重要的不是改造谁的生活方式,而是由谁来改造。后者显示了“讲卫生”之类的话语内部之权力结构,以及权力采取的统驭策略。与“讲卫生”一样,其他生活方式在新上海也将遭遇相似的阐释和抽象。这种政治修辞参与建构了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张爱玲在修订本中删除之,暗示着她对改造生活方式与改造思想之间关系的再思考,对自身生活处境的一种认知。

张爱玲不仅淡化解放前世钧等人的政治思想,还隐去了诸多人物的阴暗面。人性阴暗面的淡化主要体现在许太太(叔惠母亲)、顾太太(曼桢母亲)等人物的修改上。原文中,许太太、顾太太具有浓厚的市民气,自私、保守、势利。修订本中许太太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慈母形象。同样是利欲熏心,原文中的顾太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而修订本中仅是个会“念妈妈经”的老妇人。原文中,婚前的翠芝相貌平庸、生性娇惯。修订本中,张爱玲删去了从世钧的视角丑化翠芝形象的段落。同样是从叔惠的视角观看翠芝,修订本中叔惠却感觉她相当“秀丽”,这为日后二人产生懵懂的情感埋下伏笔。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翠芝必须纳入到叔惠的视野里,一切才能顺理成章。原文中,方一鹏是—个纨绔子弟,被母亲圈回家中做少爷。修订本中,方一鹏是足球健将,阳光大男孩。人物阴暗面的淡化,让这些次要人物形象不再芜杂,个性趋于平常化。小说主要从世钧和曼桢的视角进行叙述,隔着十八年的时间,往日再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故事都不免有些沉静。以两人犹豫、善良、顾惜别人的性格来看,这种单纯、平淡的画面才和中年回忆者的心态相符。所谓“经过浑无赖,思量尽可怜”⑩,小说的叙述语调也是和这种中年心态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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