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的诗词与文人心态

总而言之，这是失意文人的社会空漠感以及怯懦心理的产物，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文人，在自己编织的才子佳人故事里幻想着有香艳女子投怀送抱，在现实的忧伤中自制暂时忘却的安慰剂。与之相应的便是小说往往安排“奉旨成婚”之类的大团圆结局。蔡元培说过，“这种大团圆，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所受的压迫、剥削的深重，不得不借助这虚无缥缈的、物力的想象来作画饼充饥似的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民族对生活的坚强信心和对黯淡前途的乐观态度。”^[2]这是一种非理性文化意识的宣泄，通过带着浓重主观感情色彩的抒写不同程度地减轻精神的重荷。

市井生活哲理的要素是功利，是讲究利益得失及其投入支出的合理平衡，而诗歌的要素却是激情，明清市井题材的小说将这完全不相干两者硬凑到一起，就使得诗词丧失了特有的审美意趣。

三

“诗言志”，诗词能够直接表露作者和欣赏者的心境。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的诗词所透露出来的生活情趣、文化心理与市井人们的非常接近。属于文人特有的则是对于现实政治失望、有自身努力破灭的喟叹等等。

1.饱经世事历经人生沉浮之后的无奈叹息。

如《连城璧·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开篇道：“八字何曾出娘胎，铜碑铁板先刊定。”再如《初刻·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诗句“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萨今见在”，表现了颓废、失意和落寞。接下来的诗更加明显地传达了这种情绪：“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人生短暂的焦虑对文人来说，较之人们的普遍心理体验更为深重，因而求功求名的心理更为急迫。欲望不能满足又不能安之若命，于是通过诗词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一种很深的末世情调。就精神层面而言，由面向社会抗争开拓退化为讲究适意养生趣味，转而追求世俗享乐。为自己人生失意与缺憾而故作壮语，或以此冲淡文人对功名的热衷，不乏苍凉。如《醒世恒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道：“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于是，“又何须、采药访蓬莱？但寡欲。”

尽管以诗词为文人出场、行事的标识，但明清市井题材小说对于文人的精神气质缺乏细致深入的反映，即便是写到诸如庄子、阮籍、刘伶、李白那样一些人物，也只是夸大他们的自我放纵、抗世傲俗，将他们的放诞任性、不拘礼法，固化为神秘、怪异、游仙（侠）一类，而没有真实刻画他们寻求精神解脱、追超越现实人生的出世人生态度的内心世界。

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的诗词与文人心态 共有6页,您还有2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