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江苏民间制度文化地域性特征评析

苏北一向以农业为主业,相当忽视农业以外的产业尤其是桑棉纺织业。明清江淮盐业承继前代并更为发达,但因为向来受政府严格控制,除了能给淮扬运河两岸经济走廊带来稍许利益外,对打破苏北单一性农业经济结构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历长弥久,形成了以农为本、少事商贾的习俗。再加上由于战乱,苏北经常处于政权的边缘地带,生产力屡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无论是从民风习俗层面还是经济结构层面,明清时期的苏北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

史料记载,自宋元以来,或由于黄河夺淮,或由于长江淤塞,或由于淮河泛滥,苏北饱受水患之祸。《梼杌闲评》开卷所描述水怪支祁连“逞其顽性”致使“江淮南北,洪水滔天,城郭倾颓,民居淹没”,即是写照。与此相应,苏北地区的禳弭信仰功利目的明确。《西游记》、《梼杌闲评》、《三国演义》等篇中描写祈雨于龙王庙的普遍习俗较多,祭祀龙王不仅仅是乡民自发的行为,而是官民共同参与的一项社会民俗活动。

黄淮肆虐之苦,加上漕运衰落,苏北经济大大落后于苏南。明清小说多侧面表现灾害使得当地社会经济无以供养大量的饥民,灾民或卖儿鬻女,或外出谋生,加上地方官府为了完税而对灾民实行种种催征政策,天灾人祸致使逃亡众多,导致村落空虚,勃兴的宗族往往因遭遇大灾而趋于衰落,由此形成了逃荒、逞荒习俗。大规模严重灾害和饥荒发生之后产生的大量灾民,乃是滋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首要根源。明清小说中凡描写水路劫盗,凶犯大多为苏北籍的游民。

苏北区域文化所蕴蓄的豪杰名流超然的品性、精英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开拓性、尚武精神所铸就的粗犷豪放的民风,以项羽建立的西楚王国和刘邦建立的两汉帝国所体现的楚汉雄风为标志,特色非常鲜明。不仅表现在驰骋疆场、勇猛善战,还表现为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宏伟气概。因军事、交通位置之重要,苏北曾是封邦建国之要地,又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民间盛行尚武之风。同时,苏北历史上曾是古文明的发祥、交汇、融合之地,尤其因为地理区位的关系,苏北地区受中原文化、孔孟儒学为精髓的齐鲁文化的影响较大。种种原因,造就了苏北区域核心文化的宏伟英雄气势。

三、江苏民间制度文化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及其融合

社会文化的地区差别总是相对的,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经常的,明清小说中江苏地区民间制度文化的地域特征,在江苏地区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典型,但并不是说此类现象不见于中国其他地区。事实上,明清小说中的江苏民间制度文化现象,也频现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生活描述中。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今苏南、浙江一带的江南地区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已形成了有别于中原的区域文化特色。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多次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到明代中叶,江苏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社会结构、百姓生活、社会观念等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而呈现出全方位超越北方的态势。其社会状况、人际关系乃至衣食住行、社交礼仪、民间社团、婚丧喜庆、宗教信仰、岁时节日、文艺娱乐等,除传承原有的地方特色外,更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风貌。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更为明显地凸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域特色,苏南与苏北的地域性差异,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进步开放与落后封闭、追新慕异与循古守旧的矛盾,并因此而具有时代性的意义,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新陈代谢进程中的一个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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