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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

收录:2011-12-11  作者:潘建国  来源:《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点击: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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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文献资料却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明清通俗小说曾经广为“市井之徒”、“乡愚村俗”所熟知:

明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村哥里妇”、“老翁童子”及“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从整体上来说,皆属于文盲或准文盲,绝对难以阅读通俗小说文本,哪怕是那些由书坊主或职业作家粗制滥造的小说,哪怕这些小说“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明万历仁寿堂本《三国演义》封面识语)。那么,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接受通俗小说内容的呢?本文认为主要就是听书与看戏。

说书,原本就是通俗小说的源头,在作为案头文学的章回小说诞生之前,听说话乃是市民接受白话故事的主要方式,透过《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醉翁谈录》诸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市井社会热衷于说书、听书的繁盛图景。明清章回小说出现之后,说书虽已不如宋元之盛,但依然是大受百姓欢迎,尤其是市井细民喜爱的娱乐项目:扬州说书名家龚午亭,在战乱之时说书,闻者“肩骄踵接,几忘身在流徙中”,春秋佳日,“苟无午亭评话,则坐客为之不欢”[15],扬州地区甚至有了“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的俗谚;道光元年(1821)刊佚名《韵鹤轩杂著》卷下《听说书》诗吟咏道:“举业无心贸迁懒,赶到书场怕已晚;经旬风雨未曾辍,要听书中紧要关”;《清稗类抄》卷三十六“音乐”载“扬故多说书者,盲妇伧叟,抱五尺檀槽,编辑俚俗塞语,出入富者之家。列儿女妪媪,欢咳嘲侮,常不下数百人”,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了世俗社会对说书的痴迷。明清说书较之宋元,其形式更为丰富,有所谓“大书”、“小书”之分,大书即评话,小书即弹词。此外,“流行于北方的还有:大鼓、竹板书和子弟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以及后起的山东、苏北的琴书等等,流行于南方的还有:扬州的弦词,浙江的南词,渔鼓,广东的木鱼书,四川的竹琴、相书等等”[16]。

明清以来,戏曲表演也始终为南北城乡民众所喜闻乐见。在城市的勾栏瓦舍、酒楼茶馆之中,在所谓的“西湖之春”“扬州清明”、“秦淮之夏”、“虎丘中秋”、“泰山庙会”之时[17],其演出十分频繁。观众之中,“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明张岱《虎丘中秋夜》);有些市井贩夫走卒,为了看完一组连台本戏,甚至于不惜转徙于三、四家戏院,其热情可见一斑。而在乡镇农村,戏曲的演出频率及受欢迎程度,较之城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乡村的戏曲演出,多以“祭神赛会”、“禳灾祈福”的名义举行,每届此时,“观者方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扶杖者,有牵衣裾者,有衣冠甚伟者,有坚褐不完者,有躇步者,有蹀足者,有于众中挡?挨枕以示雄者,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清王应奎《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以至出现“空巷无人尽出嬉”(南宋刘克庄《闻祥应庙游戏甚盛》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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