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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

收录:2011-12-11  作者:潘建国  来源:《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点击: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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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的租赁手续应与唱本相仿。不过,唱本的页数一般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通俗小说的篇幅则远不止此数,因此,其限换的时间与每本的租费、押账,无疑都要高于唱本。阿英《小说搜奇录》录有四宜斋钞本《铁冠图分龙会》小说,四宜斋乃清代道光时期的租书铺,里页印文云“书业生涯,本大利细,涂抹撕扯,全部赔抵,勤换早还,轮流更替,三日为期,过期倍计,诸祈鉴原,特此告启”。若从短时间来看,小说租赁确为“本大利细”,但长期反复租赁之后,所获利润亦颇为丰厚。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引汪棣香《劝毁淫书征信录》之“某童子买毁淫籍顿改福相之报”载,上洋某童子决心买毁淫书,“翌日复往书坊,大索风流书籍,主人出百余种示之,曰:‘官人要看,逐渐来赁可也。’童子日:‘我欲尽买此书。’主人日:‘我赁此书,利息无穷,安肯让尔独买去”’,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租赁小说,只需支付比售价低廉得多的租金,便可获得自己想读的小说文本,这对于那些喜爱小说而又无力购买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对于始终孜孜于小说禁毁运动的明清两代政府来说,却又变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因为租赁的方式,对于通俗小说的版籍传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载,嘉庆十八年(1813)皇帝下谕称“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杭州知府亦在告示中云“更有一种税书铺户,专备稗官野史,及一切无稽唱本,招人赁看,名目不一,大半淫秽异常,为害尤巨”[13]。鉴于此,清政府陆续颁布了若干非常严厉的法令,以惩处经营小说出租业务的书坊主及其查禁不力的官员,譬如乾隆三年(1738)规定“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则云“市卖租赁”小说者,按律应“杖一百,徒三年”。然而,有清一代,小说租赁业并未因政府的查禁而衰亡,相反,它始终颇为兴旺,并逐渐成为诸多社会行业中的一行,嘉庆二十三年(1818)诸联《生涯百咏》卷一《租书》诗云:“藏书何必多,《西游》、《水浒》架上铺;借非一瓻,还则需青蚨。喜人家记性无,昨日看完,明日又借租。真个诗书不负我,拥此数卷腹可果”,读者“昨日看完”,“明日又借”,当然不是真的“记性无”,而是已经被小说内容深深吸引住了。很显然,在通俗小说如此巨大的魅力面前,再严厉的禁令,也只好成为一纸空文!

二、间接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的曲艺传播

明清通俗小说的直接读者,不管其文本是购买、转借还是租赁获得的,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起码识字量达到能粗略读懂通俗小说的水平。事实上,这类人群在古代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低。据马宗学《识字运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14]载,光绪三十年(l900)中国社会的识字率约为百分之一,这样的识字率是在教育有所普及(特别是公私学堂)的晚清得出的,可以想象,假如在明代、在清代中前期,识字率毫无疑问还要降低不少;而且即便在这百分之一的识字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的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在达到水平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获得小说文本、并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呢?七折八扣下来,恐怕亲自阅读小说文本的直接读者人数就不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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