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对我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正是它,使我直观领悟了为什么鲁迅先生国学功底深厚,编撰过《汉文学史纲要》与《中国小说史略》,却坚决反对读古书。我恨不得极力向每个人推荐这本书的好处,把它作为窥探彼时世态人伦的一面镜子,但看到有人盛誉此书对人情的练达乃至给女儿起名“阅微”,我又恨不得告诉他,把这本书烧掉,永远不要沾染朽骨上的腐尸气息。
纪昀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篡官,长时间为乾隆的文学侍从之臣,也有获罪被贬伊犁的经历,这使得他对官场与人情世态有普遍的体察。
但同样以小说来分析社会,《阅微》与《聊斋》,却有不同的价值。
《聊斋》观察社会,基于底层的观点,写人写鬼,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时思想却不脱乡间秀才气,带着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击科举制度不公。其实科举制度应该被诟病的是选拔的内容与标准,而不是考试的程序。有清一代,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尤为严厉,蒲松龄落榜并非考试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比照聊斋干净利落的叙事,再读读被他敝帚自珍的骈四骊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愤来观察科举制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一种文本“抒愤懑”的意识太强,往往会影响它反映社会现象的客观。
相反的,纪昀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乾隆虽然循例推崇理学,但暗里是打击理学家的。因为一旦一种思想获得了近于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维护皇权的,它的狂热崇拜者却有可能把“亘古不变之理”凌驾于皇权之上,造成与日益膨胀的皇帝个人权力的冲突。纪昀无疑对“最高精神”心领神会,所以在《阅微》里有大量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鲁迅先生曾论之)。既然他反对理学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极力标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间的平衡技巧。读者可以发现,《阅微》无处不努力体现自己的持平与公允,也就是说,纪昀的道德评判,并非最严厉,也不会最前卫,而是“最正确”。他表述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标准的。
《阅微》和《聊斋》不同,走的不是唐宋传奇,而是魏晋志怪的道路。《聊斋》是上天入地、曲尽其态的描摹想象,《阅微》则是近于“原生态”的短小故事。纪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于考据,著述甚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而文学创作,就只剩这本小说(诗文集系后人辑录),偏偏在这本小说里,他极力淡化创作的痕迹。《阅微》多数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来源。每个讲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亲闻,则必注明流通环节,辗转相因,言之凿凿,推卸“加工”的责任。他有时提供一个故事两个不同版本,甚至会质疑故事的真伪,伪装得像对待史料般认真考据过一番。同时他也狡黠地提醒读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于故事,就不必太认真了吧。《阅微》的分卷标题之一就是“姑妄听之”。对一本谈狐说鬼、神道设教的小说,其作者极力撇清与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无疑标明了纪昀是借神鬼小说还原人情世态的意图。
《阅微》的文字特别的好。鲁迅先生曾经赞誉:“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聊斋以情节和描写引人入胜,纪昀则擅长不动声色地讲故事,寥寥数语,就包含丰富的信息,并把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知不觉传输给读者。他还非常喜欢做道德评价,往往在故事末尾,发一两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这使得《阅微》的说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说教的时候,他还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时怎么办”的尴尬状况,有时甚至来一场真实或者虚构(借神鬼之口)的辩论,让读者看到多方的立场与判断。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会伦理观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