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感伤说辨证

感伤成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一说，是较后的事，近年则逐渐增多。原因之一是爱情说与讽谕说巨大的分歧难以统一，关于杨贵妃逃脱的隐事说则“佐证不足”[1]，因而有必要另辟溪径，寻找新的解释，尤其是超越《长恨歌》前、后两部分差异的解释。另外，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非讽谕诗，显然也是重要诱因。感伤说包括对时代、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等诸多方面的体验的探索。

一、时事变迁说

陈允吉认为[2]，“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

“《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并指出：“清代洪昇《长生殿》传奇……还继续不断地在发扬着它的余韵和声彩。”但陈允吉或许忽视了《长恨歌》与《长生殿》的重大区别。这一诗一曲，不管是作者的思想倾向还是创作动机，乃至作品材料取舍、内容构成及其客观效果，都有不能忽视的重要区别，而且洪昇本人声称《长生殿》是要表现世所“罕有”的帝王之情，“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4]而不是对时代的感伤情绪。

郭世綖也持类似观点：“唐玄宗迷恋在爱情中，导致政治上的失权；政治上的失权又增添了爱情的悲剧性。到头来落得个‘人’、‘权’两空，自食苦果，造成了心灵深处‘无绝期’的‘长恨’。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对这位曾被誉为‘太平之圣主’的唐玄宗的不幸遭遇，悲惨结局，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痛心。在这同情和痛心之中，又深深地包含着对盛唐的怀念和惋惜。”[4]

二、人生或生命创痛说

雒莉指出，“当你把诗中的主角混同于历史人物的时候，你会对他们的‘爱情’表示怀疑：当你站在‘人民’的立场看问题时，自然会得出淫乐误国的结论。但是，……结果你站在‘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你便不能妄下结论。”雒莉引用了莱辛的话：“倘若我们对国王们产生同情，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人，并非当作国王之故。”[5]这样，“他（玄宗）也要选择他的所爱，他也会沉溺于他们的情爱当中，难以自拔，最后连‘工作’都误了。因为他所做的皇帝工作，这可就麻烦了”。

雒莉认为，《长恨歌》是爱情的悲剧，更是触目惊心的人生悲剧。因此，当年白居易写作《长恨歌》，不是在作复述历史的工作，更不是给后代帝王、政客打造一面“女色惑人”、须引以为戒的铜镜，诗中表现的是极为严肃的人生主题‘所写的是“人”的悲哀，是人“在运用其自由选择的意志时”，造成的生命的悲剧。“一部《长恨歌》，是对人生顾此失彼的尴尬处境，是对生命难得完满的必然结局的深切的感叹！按照雒莉统计，《长恨歌》120行，有10行写爱情的快乐，有80多行、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写失去爱的感伤情绪。[6]

杨朴引进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原型理论等进行研究。首先，从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出发，并具体到结构语言学“所重视的每个词在整体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和关系”，杨朴认为，“词本身的意义会在整体语言关系中被改变，被这个语言系统赋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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