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最好的称谓是“诗人”

李少君说，他们那一代人，在一种诗的浪漫气氛中成长。1985年踏入武汉大学时，他对诗歌没什么了解，也并不怎么写诗，却目睹了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最后的辉煌。“那正是中国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徐敬亚发起的诗歌流派大展，在我们脑海中，至今仍是那一年最重大的事件。那时，武汉的文学社团也多如牛毛，我们武汉大学八五级的几个人，也办了‘珞珈诗社’和‘浪淘石文学社’，并自称‘珞珈诗派’。我们每天碰头、交流、朗诵新作，和南来北往的诗人们见面。我并不太写诗，可也为他们所感染。”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自那时起，诗歌的魔力便将他紧紧攫获。直到在海南参编《天涯》，为陈先发、伊沙、杨健等10位青年诗人出了一辑“九十年代诗歌精选”的专辑后，他才觉得，自己可以、也应该为诗歌和诗人们做些什么。至今，《天涯》都为诗坛新秀和不为人知的佳作留有一片天空，李少君则一刻不停地向着他的诗歌理想进发。对他来说，杂志主编、大学兼职教授、评论家等种种头衔，都大不过一个“诗人”之名。

新诗是一场失败？

季羡林数年前这句话，将中国新诗全盘否定，引发了无数争议，李少君认为，这其实是对于新诗缺少文化根源的批判。“说新诗没有根，是因为它本是‘五四’时期为了批驳传统文化而诞生的产物，新诗创作概念与手法基本都是从西方模仿来的，与古典诗歌基本没有关系。”从新诗诞生起，对于西方诗歌思潮中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的追逐就从未停止，看似热闹，实则乏力，新诗始终缺乏稳固的文化根基。“‘五四’之前古体诗歌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是事实，但如何转型以及怎样完成新诗的转型却是讨论至今的问题，这和中西方对于诗歌的不同理解有密切关系。”他说。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个体”的观念，诗人需要站在社会的高处批判和纠正不完美的现实，精神与物欲之争、上帝与魔鬼之争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而中国传统诗学充满对于“超越”与“和谐”的追求，诗歌教导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悲欢等宏大叙事观念，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使人们内心平和。“西方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在根本上的分野，使得‘全盘西化’的新诗尝试显得急功近利，走到今天，新诗还是应当从传统中吸取创新的资源和力量。”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亲历着中国现代诗歌由极盛走向低谷的过程，李少君并没有过多调适。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文化形式随着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自我适调，他对于当代诗歌三十年的历程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派本身仍旧是“自上而下”的产物，通过高干高知、文学青年的探索逐步向外辐射，随着教育的普及，诗歌才慢慢走下朝野，深入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灵。“朦胧诗本身是文化垄断的产物，其源头是‘灰皮书’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第三代诗歌虽然显得丰富多样一些，但大部分还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延伸，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他说。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盘峰论战之后，诗歌垄断的口子才终于被撕裂。

他回忆说，当时知识分子精英中，一部分继续寻求新诗现代化，探索西方诗歌技巧和自身个人生活的联系，探索“叙事性”；另一部分主张要与中国普通民众相联系，吸纳中国本土资源，成为“代言民间”的一批人。诗歌真正的“自下而上”，则是在新世纪包括网络、手机等新技术的逐渐成熟中崭露头角的。

诗歌发展中的“草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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