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走

徐坤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她的写作生涯虽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但却有着丰富的创作经历和充满变幻的精神轨迹。尤为可贵的是她或在嬉笑怒骂中消解男性精英文化权威形象，或在激愤不平中颠覆“菲勒斯中心”的话语霸权的同时，又不乏理性审视知识分子及女性存在境遇、热切展望知识分子精神家园及女性未来命运的精英意识。时至1996年，徐坤一改先前知识分子式的理性精神与思辨色彩，努力以大众之眼、常人之心关注和体验当下生活，并以接近、包容、认同的姿态创作出了一批贴近大众社会生活、关注世俗男女生存状态的中短篇小说。

在创作之初，徐坤首先是从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入手，其中关于知识分子处境和存在的追问和思考是她表述的焦点，这些文本基本的叙事策略就是反串男角，如《白话》《含情脉脉水悠悠》《梵歌》等，都是以一个男性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的身份在竭力表达其理性拷问知识分子存在的精英意识。之后，她从大众立场出发、以描写世俗男女生存状态为主体的作品相继问世，如《沈阳啊沈阳》《三月诗篇》《乡土中国》等，有着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关怀世俗男女生存的大众化姿态。

中篇处女作《白话》从表面上看，讲述的是一群被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的硕士、博士们的故事，而其实质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隐喻、象征，是以理性拷问的方式直逼知识分子“存在”这一严峻主题的。

故事发生在90年代，一群硕士、博士们被下放到农村改造，他们无人管理，无师请教，终日只能调侃、胡闹。正在大家因苦于不知如何改造而百无聊赖之时，语言所的小林突发奇想，他说，知识分子和大众结合不起来关键在于双方的语言不同，一方是书面语，一方是白话，两者格格不入。所以，知识分子要改造，要和大众打成一片，首先要改造语言，即知识分子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书面语，而改用口头语——白话。于是，在这些硕士、博士中间就“掀起一场白话运动”。行文至此，作者不但阐释了标题的意蕴，更挑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那就是借语言来表现以这些硕士、博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境遇。在这里，人们不禁要追问，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从哲学的角度回答就是：人，源于语言而存在；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这就意味着，人的存在就是他的语言(当然不是指自然语言)的存在，放弃或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出现存在意义上的缺失、死亡。

弄清了语言与存在的一体性，我们就可以说《白话》中的所谓“书面语”就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存在家园”，或者说知识分子存在就是源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存在，然而，他们却为了“与大众打成一片”而开展“白话”运动，这难道不是放逐了自我存在吗？我们不禁还要问：当这些硕士、博士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后，他们的存在将会在哪里？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答案就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结果中：“白话”运动不了了之，硕士、博士们都灰溜溜地逃走了。最后他们发出了令人心酸的感叹：“我们是既结合不进去又抽身不出来的流浪一群”，“躁动的灵魂在原野上流浪”。由此可见，《白话》并非只是一场因语言改换而产生的闹剧，徐坤是要从哲学的层面剖析当代知识分子语言的变异，从而拷问其存在的变异：即“躁动”、“流浪”的尴尬境遇。他们成了既没有传统又失去信仰，既无法完全适应又难以彻底超脱现实生活环境的“流浪一群”。这足以说明，作为“局内人”的徐坤不但谙熟90年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危机，而且更有一种以理性拷问的方式追问这种“被抛存在”缘何产生的精英意识和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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