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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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的《花腔》围绕着革命者葛任的生死之谜,三位当事人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了叙述。这三位叙述人都是葛任的旧时相识。白圣韬曾作为助手与葛任同去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考察。赵耀庆是葛任少年时代的伙伴并追随葛任赴苏区,后潜伏于军统。范继槐与葛任同去日本留学,1934年也到苏区大荒山,后叛变,加入军统。1943年,传说在二里岗战斗中牺牲的民族英雄葛任并没有死,又出现在大荒山白陂镇。于是,延安方面派出白圣韬去向赵耀庆送达命令,为葛任取代号“0”,取的是圆圆满满的意思,也是句号的意思。重庆的军统派出杨凤良、赵耀庆先后前去大荒山去查找葛任的下落。军统也为葛任取代号为“0”,意为“零”,也就是没有的意思。赵耀庆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了保护葛任,赵耀庆枪杀了杨凤良,并劝葛任离开。后来戴笠又派范继槐前去劝降葛任,葛任如不降,就杀掉。范继槐企图借日本人川井之手处死葛任,让葛任再当一次民族英雄。葛任的朋友宗布、埃利斯牧师也曾来到白陂镇,他们都劝说病重的葛任离开大荒山。白圣韬、赵耀庆也劝说葛任离开。但葛任自知长年的肺结核已病入膏肓执意不肯,他已无意于政治,参悟到世界、人生、党争、命运的玄机,以安详宁静的姿态面对死亡的来临。

无意于政治的葛任并未能摆脱政治的纠缠。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以偶然的机遇逃脱死亡幸免遇难,本来是值得庆幸的事。但荒谬的是各派政治力量都对葛任出现在大荒山感到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他的出现将威胁到既有的政治利益格局。于是,葛任的生命就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牺牲品。延安方面认为:在二里岗战斗中,“他当时若是就义,便是民族英雄。如今他甚么也不是了。他若是回到延安,定会以叛徒论处”。“总会有人认为,倘若他没有通敌,他又怎能生还呢?”这是窦思忠向白圣韬交待任务时说的话。重庆方面的范继槐在前往大荒山之时,也突发奇想:“这一次,如果我迫不得已,不得不处死葛任,那我何不借川井的手,让葛任再当一次民族英雄呢?”为了政治的需要,葛任就不得不失去生存的权力,政治的残酷性、人生的悲剧性和荒谬性显露无遗。葛任死后,各方的报道将其定格为:二里岗战斗中牺牲的民族英雄。

从众人的叙述和有关的资料中大体可知,葛任原名葛尚仁,小名阿双,1899年出生于青埂山下的青埂镇。幼年丧母,自幼在育婴堂长大。其父葛存道是康有为的信徒,与戊戌六君子有过交往,1914年被暗杀于杭州葛岭。葛任1914年赴杭州奔父丧后,留在杭州,结识胡冰莹并与之相恋。1916年与范继槐、黄炎同去日本留学,学习医学,在日本期间与陈独秀和李大钊有过交往。葛任回国后在北京医专任教,业余学习俄语。后来受《申埠报》派遣,作为特派记者携助手白圣韬去俄罗斯考察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在俄罗斯,葛任为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尤郁斯基。“他自己解释说,因为他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座右铭。”他听过列宁的讲演,与托洛茨基有过交谈。葛任回国后不久即参加了“五四”运动,曾被捕入狱。1923年到上海大学教书,讲授俄语。1927年辞去教职,专事著译。1932年到苏区大荒山。后来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在马列学院任译员。1942年参加了二里岗战斗。1943年死于大荒山白陂镇。

以上简单的履历并不是葛任人生的全部,只是为了了解葛任的心路历程所作的背景介绍。小说没有对葛任进行正面的描写,也没有对其内心世界展开发掘。但是,从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的叙述、副本中众多文本零散的记录中,依然可以寻找出葛任的心灵轨迹。幼年丧母、少年丧父、在育婴堂长大的不幸遭遇,培育了他孤独忧郁的性格。后来与冰莹的相恋,不久即赴日留学。在宗布的引诱下,冰莹怀孕,并生下女儿蚕豆。虽然葛任对冰莹痴情不改,并视蚕豆为己出,但也留下了终生隐痛。在俄国结识的好朋友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也是一个研究东方的学者。但亚历山大罗维奇突然离奇的死亡和警方公布的死因:畏罪自杀,却使葛任大病一场,不停的咳血,肺病加重。在悲痛中,葛任在对亚历山大罗维奇回忆的写作中,忘记了病情,但梦的破灭终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苏区的打ab团,延安的肃清托派,都使葛任认识到政治的残酷。田汗之所以派葛任去执行任务,就是为了让葛任出去躲躲风头,因为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田汗认为:“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结果发生了二里岗战斗,葛任也被视为民族英雄。在大荒山白陂镇,面对范继槐的劝降,葛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你无非是要让民众知道,葛任还活着,二里岗战斗是瞎编的,是延安方面谎报军情,好向中央政府邀功请赏。”葛任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并劝范继槐不要再回重庆为老蒋殉葬。尽管如此,葛任1943年发表在《逸经》上的诗歌《蚕豆花》(即《谁曾经是我》的第三个版本),仍具有存在主义者探究自我本真的努力,在三段“谁曾经是我”的下面,出现了青埂峰、阿尔巴特街、窑洞等词语,这是与葛任一生紧密相连的地名。青埂峰下的阿双、俄国阿尔巴特街上的尤郁斯基、延安窑洞里的葛任,那么“谁曾经是我”呢?诗的最后一句:“让一个我变成了那无数个我?”是自我的分裂,还是不同的“他我”?萨特说过:“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的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尽管葛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但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文人,清高孤傲的品性,多愁善感的气质,忧郁悲凉的情怀,犹豫彷徨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同他的思想、同他对政治的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意志,严明纪律。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压抑住自己的个性才情,服从于革命的目标,做出了自我牺牲。但是在个性解放与集体意识、思想自由与纪律严明的冲突中,总会陷入痛苦的境地。在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实现这目标的方式中间,犹豫彷徨。20世纪上半叶的左翼知识分子,大都从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出发,进而信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们也发现权威方面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自己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小的差距。是放弃自己的追求、服从于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还是坚持自己的理解与追求?就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将陷入无休止的忧郁犹豫之中。就像葛任对埃利斯牧师所说:“我目标虽有,道路却无,而所谓的道路,便是犹豫。”但这一问题又是两难的:我们知道人不能离开外在世界而生存,但要尊重自我个性、获得自由就要摆脱外在的制约,而一旦离开外在世界,成为孤独的个体,就会成为世界的局外人,又会陷入不自由的境地。自由总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于是,在这种双重矛盾下,生命存在的荒诞感就产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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