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的功能性变化

王光明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2，“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一文中说：直至80年代，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主题一直是比较单纯和明确的，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比较集中，但到了90年代，它变得复杂多了，现实已不只是外部侵略和本土暴政中的焦虑与绝望，而是后威权社会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压迫力量；诗歌在财经挂帅的市场社会，也已被放逐到边缘的边缘，许多人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只是诗的语境变了，也是诗人和读者对诗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诗是一种行动的语言，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还是个人与存在的一种对话，一种思维与想象的言说？诗人是文化英雄、社会斗士，甚或先知和预言家，还是既非信仰的骑士又非超人，只能在寄寓权势的语言中游戏的凡夫俗子？写诗是根据“社会订货”的需要，还是要表达内心的感动与领悟，出于交流和分享的愿望？等等。这都是进入90年代后诗人们思考的问题。在社会转型与诗歌探索的交汇点上，中国诗歌的确存在作诗姿态、想象方式、抒情观点和阅读期待的自我调整，正因为此，提出要“重新做一个诗人”和“重新做一个读者”，意味着诗歌写作的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定位和运动性、思潮性现象（这是集体写作的表征）淡化了，写诗不再是直接参予社会生活的方式，诗的阅读也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盛事，而是成了个人探讨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语言形式；诗收拢了野心，从驱动时代变革转向了个人意识和想象方式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