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换的态势表明,一定程度上,“方言”从极其微观的角度、暗暗地改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不过,毋庸置疑,诗歌写作中并不存在“地域”或“方言”的决定论,“方言”的效力和活力终究不是无边无涯的。由此敬文东断言:“单纯依靠四川‘方言’,过分信任四川‘方言’是危险的”,因为“四川‘方言’尽管已经具备了书写这个时代的先天基础,但它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它的分析性、历史感和对话素质的严重缺乏上”。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方言”的过度和滥用,同任何事物的过度和滥用一样,未免会在诗歌写作中引起另一种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