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

在敬文东这里,所谓“地域”是非常具体的。当初,敬文东那篇学位论文有一个奇怪的标题:《指引与注视》。于是,四川诗歌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被具体的“火锅与茶馆的指引”和“晚报与银行的注视”区分开来。不过,火锅(“四川盆地崇山峻岭与密布的河流按‘比例’制成的微缩品”)、茶馆(汇集了“四川人的懒散、闲适、饶舌”)这些极富地域色彩的“道具”,还只是敬文东展开论述的引子,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地域元素——“方言”。“方言”是各种地域因素向诗歌写作渗透的介质,是“地域”参与并导致诗学“偏移”的终极武器:“四川‘方言’在把自己的本有特质使用到诗歌写作中并处理事境时,构成了一种探测灵魂状态的方式,它是有关灵魂的现象学。”“方言”无疑是一枚灵敏的感受器,在诗歌中它对应着肉身、此在、当下、具象、细碎——

正是因为生活在当下,四川“方言”诗歌写作始终在火锅与茶馆的指引下,把更多的笔触放在了当下现实生活的描述上,它抓住一切可以被诗歌写作抓住的当下时间片段,这里面包孕着具体的、充满细节性的生活段落,它富有“诗意”;也正是对当下瞬间的重视,留存在、凝固在这些瞬间的生活细节被语言激活、解放并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而被激活、被解放出来的生活片段意味着,它有可能使诗人与当下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对它做第二度的重逢、重访。

在中国诗歌急剧变化的八十年代,“方言”恰如其分地充任了富于喜剧色彩的美学革命的催化剂,而不仅仅是“调味品”。至少在风起云涌的四川盆地是如此:“方言”(及其衍化的姿态、语调、词汇)成为“非非”、“莽汉”、“整体主义”诗歌群落集聚的重要据点;正是基于“方言”,这些流派(自我赋予了概括功能很强的名称)的理论主张与写作实践才可被还原为一个个诗学个体和问题,即更为内在的诗歌技艺的“细节”。从声音来说,在“方言”浸润下的四川诗歌偏于洪亮的音色,当然这只是就音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大嗓门”导致的激烈气势)而言,与此前诗歌中过于坚硬、高亢的音调大为不同,因为四川诗歌在质地上是软性的;从时间的形式来说,由于“方言”的羼入,四川诗歌显示出“把一切正经严肃的、庄重的巨大时间转换为渺小、世俗、但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自身的时间,以及这种时间中的事件”的能力,更易于处理戏谑的、滑稽的、平凡的、琐屑的题材,这“天然地带出了本己的、当下的、现在而今眼目下的空间段落”;从词汇的构成来说,随变幻多端的“方言”而来的,是四川诗歌“对词汇是发现式的,是在看似没有诗意的词汇中寻找式的”,并倾向于直接使用“小词”,“直接使用小词意味着直接深入事境,直接接受了小词中卑污甚至淫亵的成分”(从而抵制了“大词”写作中的洁癖行为)。最终,受“方言”激励的四川诗歌弥漫着一种“语言的形式主义的狂欢化”:“无论是充满暴力的平凡特征,还是充满笑声的喜剧效应,无论是胎记样的内在时间,还是从火锅厅与茶馆中感染来的高亢有力、雄辩、绝对的音势,都无处不充斥着这种语言天然就带出的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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