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四川是作为“外省似的反叛”(钟鸣语)之“策源地”而引起关注的。在那片“渗透了神秘巫术的地貌”、“痉挛向上的断壁”及“匪徒般劫掠空峡的棕云,归真返璞的水与城与人”(巴铁语)的盆地,各种诗歌力量交织的情状堪称当代诗歌变迁的缩影,其诗学症候的典型性为世人所公认。不过,已有的谈论大多仅限于一种充满猎奇眼光却不免浮泛的扫描,目的在于巴蜀地域奇异的风俗、人文、性格所激起的惊诧与艳羡,然而地域与诗歌之间繁复的互渗关系、地域因素导致的诗歌观念的“偏移”及其技艺表现,并未得到很好的辨析。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二○○五)指出:“诗歌的‘地域’问题,不仅是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是‘地域’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以来诗歌状貌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明显。偏于高亢、理性、急促的朦胧诗之后,诗歌革新的推进需要来自另外的因素作为动力:比如世俗美学的传统,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境遇,对‘感性’的更为细致的感受力等等。‘南方’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这里所提到的“个体”对“集体性”的“偏离”、“南方”与“北方”的相异,将“地域”的意义凸显出来。

毫无疑问,“地域”提供了一个切入当代诗歌的微观视角。当然,在不同的观察者那里,“地域”会得到不同的诠释。在生于重庆的诗人柏桦看来,“地域”是一种激发,他眼里的那座山城“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诗歌之针一刻不停,刺穿灰雾紧锁的窗户,直刺进我们的居室、办公室、脸或眼角”;诗歌的力量的确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不同凡响的聚合和发酵之处,“美学‘反动’或美学‘颠覆’也尽情在此厮杀、朗诵、哭泣”(《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第三卷)。有意思的是,评论家李陀从柏桦的追述里,体味的是某种缘于“地域”的诗歌情谊:“如果没有朋友,没有那种和高扬的诗情融在一起的温暖的友情,那就不可能有四川诗人群体的崛起。”(《八十年代访谈录》)对于生长在四川的诗人钟鸣来说,“地域”的因素是深入骨髓的,当他谈及南方时心中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谁真正认识过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撒尽。固执冥顽,又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旁观者》第二册)而同为川籍诗人的萧开愚大概也是如此:“南方雾岚萦绕的丘陵地区,江河纵横、沟渠密布的水乡,和野兽出没的热带与亚热带丛林,都是滋生幻想、刺激想象力的强制性地貌……南方诗人在陈述现实的时候,很少提供开阔的视野,浮想联翩多于观察,比喻多于比较。”(《南方诗》)这与长期生活在成都的诗人翟永明所说的“一个闲散、爱侈谈的常年处于阴郁天气的地区,最容易滋生诗歌的魂灵”(《完成之后又怎样》)如出一辙。这些充满诗意的想象、散发着浓烈地域气息的絮语本身,构成了可予以分析的生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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