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系家族史的写作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重要的文体突破,女作家们群起反抗,揭开以姓氏象征着的父亲家族系谱的遮蔽,书写母亲血缘的纽带所维系的家族传奇。这是被压抑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民族无意识领域,也是超越于男权文明之上的原始思维。
“五四”以降的女性写作,只有在自述性的文字中存在着关于母亲的叙事。而从铁凝的《玫瑰门》开始,所有当代重要的女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母系家族的故事。铁凝的《玫瑰门》、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徐小斌的《羽蛇》都把母系家族的系谱上溯到晚清。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则更早,追寻到草原帝国内部的隐秘政治史。而且,所有的写作都是镶嵌在民族历史的巨大背景中,她们在建构母系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了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欲望,进入主流话语的努力,以及连续失败之后的焦虑。
创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晚清士人倡女权、办女学,目的是为种族的发展开辟新的文化纬度,以利于对于子女的教育。秋瑾等革命女性则是从女性自身的生存发展出发,追求各种社会权益,并且投身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最终牺牲在残酷的暴力中。而从冰心到萧红、张爱玲对于爱的呼唤,则直接与种族生命素质的忧虑相关联。这使妇女的问题超越了性别,一开始就与民族现代文化的创造相伴随,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呼应。妇女解放的呼声贯穿近代以降的全部历史,从理念到实践,从思想的传播到制度的保障,女性的命运融入了文化史的进程。母系家族史的写作,是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艺术表现。
在所有的母系家族史写作中,几乎都有女性进入政治历史腹地的情节。《玫瑰门》中的司漪纹,参加五四运动结识了革命者并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这是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基本模式。她以终生的记忆维护心灵的这一方情感圣殿,在不同的时代,都努力进入历史的主流,却都以失败告终。《羽蛇》中的女人,从晚清的宫廷、革命的圣地延安,一直到广场,以及全球化潮流中的商场,穿梭在广阔的时空范围中。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母亲是一个革命者,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中出了一个飞行员。《玫瑰门》中唯一一个精神宽厚的长者,也是一个政治上失势的老干部。张洁《无字》中的叶莲子对于共产党满怀感恩的朴素感情,而主人公吴为则是在对于革命者浪漫的想象中,投身社会改革的事业,最终的幻灭是以婚姻的失败为契机。她们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有着不可化解的焦虑,直接与自身的处境相重合,溃败与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革命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可以废除歧视压迫妇女的各种文化制度,但是不能一劳永逸地许诺女性的情感诉求。进入历史主流的冲动,经常消解在动荡人生的焦虑中。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们集体的梦幻,情感的焦虑不断地转换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中。
二
建构母系家族的历史,本身就是对于被压抑的女性生存的关注。“我自何来,欲之何往?”的永恒追问,在这个时代粉碎了姓氏所象征的父系时间的系谱,回归到母系血缘的时空中。而所有的审视几乎都基于对于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的反抗,以文化史为基本视角的发掘,拼接起女性的历史碎片,在一片血腥中剥离出女性命运的生动活体。这也是不可理喻的痕迹,它裸露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中。铁凝的《玫瑰门》以逃离家庭为基本的意向,展示的传统文化的空间是畸形恐怖的,封闭的四合院中幽灵一样鬼祟的生存、压抑中变态的乱伦、性角色的错乱、日常生活中的挣扎、彼此的利用与精神的绞杀,都是被打开的时间皱褶展露出的惨淡图景。《羽蛇》中的两代母亲,都以全力控制女儿的感情,一个强制女儿斩断感情接受婚姻,一个干脆为女儿做脑页切除。尽管她们都生活在“五四”以后现代文明的氛围中,但是时间的流程循环着停滞在她们阴暗的心灵里。而《无字》中的女性,则承受着更沉重的负荷,她们处于贫瘠的乡土社会的性别角色中,经济的匮乏与文化的压抑,都使她们除了艰辛的劳作一无所有。《我们家族的女人》中的奶奶,挥舞着鞭子强迫女儿缠足。在这样否定的认同中,对于社会的期许使她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现代民族国家的创世纪。《纪实与虚构》中的母亲,就是在贫困无望的处境中,由兄长的引领进入激进的革命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