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

编者前言

汉语诗歌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但我们是否能很清楚地说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对于哪一些人有意义？有没有统一的意义？此外，人们借以评价和判断汉语诗歌价值的基础又是什么？这并不容易回答，而且，无论我们对这些问题如何寻根究底，恐怕最终也找不到唯一的答案。

有时候，问题的提出也许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

《今天》杂志举办本期诗歌理论和评论专号，就属于对上述那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对过去已有的这一类追问的追问。所不同的是，这次的追问有一个更新的背景，那就是近些年日益明显的现代诗歌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个困境经常表现为诗集出版的不景气，表现为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网络写作对诗歌的腐蚀、排斥和压迫，但在这困境的深层，可能还是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还有，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别人的时代发言？不发言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自己的时代” 除却个人的直接经验外，还包括入了诗的和可能要入诗的修辞、文字、音律和意象；“别人的时代”也不可或缺，因为它意味着古人、未来和一切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场景。

参与本期写作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文字松散地构成几组话题，话题和话题之间、文章和文章之间，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或张力，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于是，这个专号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关于汉语诗歌困境的集体对话，一次对诗歌研究和批评有突破意义的文字集合。这些作者不但包括著名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西川，著名评论家唐晓渡，青年批评家和诗人周瓒，还有三位青年学者张松建、孟连素和霍俊明。这三位年轻人都是第一次与《今天》的读者见面，他们的文章不但是这个专号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突破和新的批评视野。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学者到《今天》来发表文章和意见。《今天》从来都是年轻一代施展才华的园地，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本期专号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篇文章都涉及历史，而且视野遍及中外古今，非常开阔。有的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探索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性的复杂联系（张松建、孟连素）；有的是在现代诗歌写作和古典诗歌的断裂和继承关系中明察暗访，探索诗歌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翟永明、柏桦、张松建、西川）；有的则在思考诗如何在与当代生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获得某种历史性，如何尝试写作现代“诗史”（欧阳江河）；和还有文章从“经典化”的角度讨论诗歌史的写作，不过关注的不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诗歌史，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代诗歌史（霍俊明）。尽管大家都非常注重历史性以及历史化，但这些文章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都关系到我们当下的诗歌状况，都来源于我们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现代性始终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过去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充分注意。近些年的情况有很大改观，很多评论家和诗人都开始直面现代性的难题。本期专号中的几篇文字也都从不同的层面进入诗歌现代性的讨论，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并且相互呼应，形成另一层的对话关系。《嵌入额头的广场》是欧阳江河和李德武两位诗人的一篇非常精彩的对谈，谈话虽然主要是围绕欧阳江河的几篇诗歌如《手枪》和《傍晚穿过广场》展开的，但他们的讨论跟诗歌现代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手枪》在“现代咏物诗” 里试图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把握物的存在，以至于要把诗的语言自身也变成某种“物”；另一方面，在《广场》里，诗人又尝试在物质主义时代为广场的“戏剧性”，以及这戏剧性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这里的戏剧性不单纯是个人的出场，而且是一代人的出场”）书写一个诗的碑铭。很明显，这两种努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深究这个紧张，是当代诗歌如何让自己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进而具有某种“史诗性”的大问题。自朦胧诗兴起以来，很多诗歌写作都在“纯诗”或者是表现自我等层面上追求诗歌的“现代”性质，我们相信，围绕着《手枪》和《广场》等诗所引发的思考，足以让我们获得一些新的启发，也就是说，现代诗歌的“现代”质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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