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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

收录:2011-12-10  作者:樊星  来源:《文艺报》2008-5-15  点击: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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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就在“王朔热”兴起的间隙,因为社会贫富不均问题的日益突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呼声也日益强劲。体现在文学界,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再度高涨。从1990年代阎连科的《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中士还乡》、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到新世纪初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盛可以的《北妹》(《活下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阎连科的《丁庄梦》、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贾平凹的《高兴》……都在不断展现“底层”艰难活法的同时表达了作家悲悯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其中的忧患意识、无奈叹息,都感人至深也发人深省: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冲击得百孔千疮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忽然又焕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

正如当代学者高尔泰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来看,人道主义思潮的每次高涨,都发生在矛盾激化、原有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的时候。例如基督教、佛教和儒家人道主义,都是在奴隶制度走向崩溃的道路上出现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先后发生在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的趋势下面”;“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几起几伏,就不难看出:当代人道主义作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先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反思“文革”反人性本质的思潮中唤回了人的主体性,在呼唤改革的时代强音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欲望,接着又在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时候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重重的现实问题,然后更在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后现代”“狂欢”的声浪澎湃背景下守住了古老人文精神的家园,再次显示了文学的良知。虽然从“极左”思想的余烬中不时也会复燃起对人道主义的质疑与批判的黑烟,虽然知识分子内部关于人道主义已经过时的声音也时有所闻,但历史表明,人道主义的思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现代化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之时,人道主义的长久生命力已经不证自明。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反人道主义的思潮呢(这里,那种来自僵化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说教已不值一提。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是来自西方现代思想的反人道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巨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尼采又一次地预示了一段漫长旅程尽头的转折点。不过,这一次所断言的与其说是上帝的不存在或上帝的死亡,还不如说是人的终结……”([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事实上,在尼采的“超人”理论中,在弗洛依德关于“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的发现中,在萨特有关“他人就是地狱”的议论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反人道主义思想的幽灵在徘徊。而马尔库塞关于“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单面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传统的抗议方法和手段无效甚至变得危险”的论断(见《单面人》一书),也是现代化进程难以回避的悲哀。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思想的迷宫:在不断追问人类的思想困惑和生存困境的过程中,一再发现了人的渺小与可悲;在不断建设现代化的事业中,一再发现了体制的强大与人的异化。现代思想因此而显得比传统人文精神痛苦、无奈。如果说,传统的人道主义或诉诸宗教精神的力量,或企图通过革命去改造社会,那么,至少在今天,试图突出现代思想重围的人道主义真的已经显得相当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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