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肩负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命运,鲁迅被虚无感击中,鲁迅的命运感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虚无感,虚无对鲁迅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牵引力量,虚无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有虚无的紧张就有对虚无克服的意志,鲁迅的个体精神就是在虚无感中建立起来的。鲁迅的艺术精神由虚无打开,鲁迅的精神丰富性从他的作品的色彩的丰富性中显示出来,夏可君的文章《虚无之光:鲁迅<野草>中的颜色之谜》就是这样来思考鲁迅的,夏可君找到理解鲁迅的两个关键的切入点:鲁迅精神世界的虚无之光和精神的色彩。鲁迅精神的虚无之光从什么地方照射过来?这是夏可君思考的切入点,夏可君思考鲁迅的虚无之光与精神色彩的谱系关系。
夏可君思考鲁迅的虚无感有自己的参照,这里出现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思考,夏可君发现尼采的虚无感异常的持久,尼采在十九世纪末的预言:“那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来临了,虚无主义已站在门口,未来的两个世纪,我们将处于虚无主义的症候之中。”尼采是西方现代性的转捩点,海德格尔从尼采的虚无之思出发寻求建立一种新德意志浪漫主义精神,德里达借助尼采走出海德格尔,德里达的犹太精神中的东方,与海德格尔的惟一神论的争执。福柯借助尼采走出现象学。为什么是尼采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这主要是尼采达到了一个现代性虚无感的极限,尼采处于虚无的打开与锁闭的关键点上。鲁迅在中国就处于尼采在欧洲的相似点上,鲁迅没有丢弃传统的情况下打开传统,鲁迅的现代性是中国的现代性,因为没有一个惟一神的纬度,鲁迅的现代性更多是一种建设性的现代性:这一方面是解构传统,也重构传统;另一方面建立一种西方式的个体精神,来建立中国的新传统。鲁迅的精神已经突入了中国传统从未有的一个彻底性上来,主要的特点就是鲁迅已经形成了一个持久的虚无心态,这种虚无的典型意义就是将文化精神推到前所未有的临界面上,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境域中,精神的形态完全透明和纯粹,是一种自由的创造精神,鲁迅的达到的虚无之境就是一种精神的新的状态,空间和时间感自然随之拓展开来,当然,鲁迅达到这样的彻底性往往带有无意识的特点,但鲁迅是在积极的意志中迎面遭遇虚无,积极的意志和被抛入虚无的双向性,这是鲁迅虚无感的双向性。
夏可君就是这样切入鲁迅的虚无感的思考:
“而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经验,所谓上帝之死之后的价值丧失,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总体崩溃,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虚无成为普遍的情绪,而且启蒙主义的乐观已经显露出了幼稚的一面,来到了中国文化边界的鲁迅,不可能倚靠任何的某一个主义和宗教来寻求支撑。而且,上帝死亡之后带来的深渊更加深邃:上帝位置的缺席也许就是一个机会,或者说,上帝其实本来就是隐遁的了,只是在这个时代这个退隐才显得明晰起来,我们要保护的恰好是这个空出的位置,不让任何的名义和主义来占据这个空出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要保持为空无的,否则就被独占了,这个空位本身构成了对上帝之名的尊重和保护,因此,虚无成为我们生命的根性,成为我们与可能的上帝发生关联的所在,如果我们以人为的偶像等等来填补这个空白,就反而堵住了我们与上帝接近的可能性。因而,这个意义上的虚无,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否定或者空虚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虚无,而是积极肯定的虚无——肯定上帝的缺席的同时也肯定这个空无的位置,以便保持空无的敞开,为可能的到来的神做准备,或者,也许这个保持空无就是上帝最为隐秘的方式,也许,这个空无本身就是道路,就是敞开,到来的神明也需要这条敞开的道路,因而鲁迅先生才会在《故乡》的结尾写道:希望或道路——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需要的是走上去,去敞开,而颜色正好是照亮这个敞开空间和可能道路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