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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消解与意义的重建——论先锋派小说的历史转型

收录:2011-12-10  作者:张学军  来源:《小说评论》199603  点击: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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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痛苦的体验

可以说先锋派小说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类生存苦难的关注。但在前一个阶段,那令人炫目的文本游戏却喧宾夺主地压抑和扼制了对生存苦难意识的表达。尽管他们写了一个个的凶杀、死亡、残暴、恐惧的场面,但那冷漠的叙述语调、令人费解的叙述迷宫和难以猜度的语言迷津所造成的阅读陷井,却消解了生存苦难的意义,使读者专注于文体形式本身。如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固然揭示出“文革”对人的精神的戕害,那血淋淋的暴虐场面也确实令人心惊肉跳。但作者只从人的外在行为着墨,只能给人以感官上的刺激,而缺乏令人颤栗的精神创痛的展示。进入90年代以后,他们不再迷恋于文本形式,生存的苦难意识、精神的痛苦裂变就成为小说的核心内容,从而具有了撼人心旌的感性力量。

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写出了孙光林少年时期的孤苦无依的人生经历和忧郁阴暗的情感体验。强烈的被遗弃感,沉重的孤独感,无法排遣的恐惧,对家庭的陌生感,还有对友情的渴望,奇妙的幻想,孤独、失落、幻灭的心灵创痛。然而,孙光林在凶残的父亲、阴险的祖父、告密的兄弟所组成的家庭环境中,在饥寒交迫和精神孤独中,却能滋生出一种游戏其间的欢乐。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还是他还不能以成人的心灵来感受这种痛苦。他就象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一样,对外在的痛苦浑然不觉,而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漫游。小说在展示孙光林苦难人生的同时,又穿插着众多人物的人生片断;孤苦无依的祖父,被父亲遗弃的国庆,被送往福利院的鲁鲁,以及苏宇、孙光明、孙光平、王立强等,在尘世中每个人都活都那么艰辛、那么痛苦。尤其是对国庆、鲁鲁这些孩子心灵创痛的展示,更使人心酸,令人同情。这众多的故事单元,在生存的苦难意识和阴郁的情绪主调的统摄下,组合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活着》以平实的手法,把福贵苦难的一生徐徐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他的前期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如有庆在为县长夫人献血时,竟被一直不停地抽血致死),但往惜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已经说明余华这位先锋派的闯将已回归到现实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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