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精神的守望与自救——评阎真的《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一直领导着中国文坛的阅读时尚，一旦某一部小说引起轰动，刺激了阅读市场，同类题材的作品就会一哄而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文学热点。文化小说热、留学生小说热、官场小说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热点的形成对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艺术本来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精神劳动，如果中国当代的小说家习惯了追逐潮流，或者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已经耐不住寂寞，以致90年代以来大量的小说创作至少在题材上毫不掩饰地去迎合所谓热点，什么有卖点就写什么，独特的创意鲜见，其结果必然是使小说艺术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因此，阎真近年来相继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特别地引人注目。阎真在高等院校生活与工作，长期潜心思考生活、咀嚼生活，从而写出一些独特的人生况味。从题材上看，《曾在天涯》当属留学生文学，写的是一个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加拿大一段艰难的生活，《沧浪之水》则属官场小说，写的是某卫生厅中官场浮沉以及由此而来的刀光剑影与世态炎凉。但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留学生文学与官场文学中脱颖而出，在时尚追逐的轻飘中给读者带来一份阅读的沉重，就在于两部小说在精神品质上都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对话性。东方与西方、自尊与自虐、情与理、爱与欲、独醒与同醉、历史与现实、真与假、仕与隐、虚无与实在、神性与魔性等等对立的意识维度，在这两部小说中相互交织、碰撞、缠绕，扭结，构成了一种包容性很大的意义空间，20世纪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悸动、理性的茫然、文化的尴尬、人格的失落，尽现其中，而知识分子悸动中的抚摸、茫然后的探询、尴尬时的自审与失落中的挣扎，也在小说中曲尽其致。应该说，这种对话性正是这两部不同题材的小说能够放到一起进行评论的共同基础，也是我们剖解这两部小说的意义空间的最有价值的切入点。

一

自从老舍写下长篇讽刺小说《二马》之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就成了20世纪留学生题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而话题展开的基本路向其实在20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论述中已经初见端倪:东方是和平的，西方是争斗的。东方强调天人合一，西方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东方是精神性的，西方是物质性的，在这样一种鲜明的对比中小说自然不难弄出种种有趣的噱头来，而东方文明的精神性“优势”也往往帮助留洋者以一种虚假的居高临下姿态来抵御西方文化的挤压，将两种文化的碰撞外在化与喜剧化。相对而言，《曾在天涯》的文化冲突是深层的，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文化冲突不是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碰撞与磨合，而是一个主体内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意向与文化根性之间的撞击，因而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充满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撕裂感。小说的主人公高力伟出身于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种出身很容易成为一个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者，但高力伟毕竟是在文化开放的80年代所受的教育，对以科技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在理念上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解与信赖。对于任何一个飘泊在异域他乡的天涯游子而言，尤其是当生存这一最基本的低级关怀也得不到实现时，他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根性之间就往往会发生撕裂，西方文化虽然可信却不可亲，自己所神往的加拿大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冷漠应对着那些黄皮肤的朝拜者，而东方文化虽不足信却令人亲近，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和着血液的文化根性。所以，高力伟既不把加拿大赞美成天堂，也不像有的失败者那样将加拿大说成是人间地狱。他从内心里清楚加拿大无论是风景还是人情都是美好的，“不承认也不会这么几万里跑过来”，但这“好”“好来好去还是个人家好，又没我多少戏”。从世俗的意义上看，高力伟在加拿大的生计不能说是失败的，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已积攒了将近5万加元，但他最终还是离加回国，不仅金钱而且爱情也无法挽留，主要是他内心中积压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屈辱感。确实，科学技术是没有民族性与国家界线的，但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却是与民族的血缘与根性息息相关的，在自己的祖国，高力伟可以说属于文化精英阶层，但在异域文化环境中，高力伟引为自诩的文化知识百无一用，所以，高力伟绝望于加拿大的不是自己没有挣钱的机会，而是绝望于自己的文化尊严在加拿大丧失殆尽。正因此，即使跻身于多伦多这样的豪华大都市，高力伟总感到悬浮无根:“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 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飘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心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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