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吴晗的杂文

吴晗先生的本行是明史研究，但一般读者对其记忆最深的恐怕还得算杂文写作。这不奇怪，和邓拓、廖沫沙合作撰写“三家村札记”，而后同陷一张巨网的吴晗，其杂文在当代史上意外砸下的印记是如此之深，肯定是研究杂文史乃至文学文化史的人都绕不过去的，以致当下一个也许对杂文关注很少的人，如果一旦以“杂文”为话头 ，也会不假思索地提到吴晗，提到“三家村”。

吴晗乃至“三家村”杂文的这种影响缘于何处？首先容易想到的应该是文本本身的魅力，因这三位都是学养不薄的人，笔下多雍容博雅之气。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很难得到行家的认同了。当代著名杂文家刘洪波先生前几年主编《中国百年百篇经典杂文》，“三家村”中仅仅选了廖沫沙一篇，他后来在回应读者因此而发出的质疑时，直言不喜欢“三家村”杂文，而原因呢，刘先生说是感觉他们的笔太“滑”了，文章写来太过容易。作为一个偶尔也写点杂文的人，我理解并非常赞赏刘洪波的这种“感觉”。为什么“三家村”杂文会让人感觉太“滑”，感觉他们写文章太过容易？就因为他们知识广博，政治、理论水平也非泛泛，所以你给任何一个话题，他们都可以摇笔即来，而且总还有那么一点儿文采、一点儿“意思”，却就是让人读来不够痛快。他们仿佛太有学养和涵养，太追求“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这从根本上说是违背杂文的精神的。

那么这种种种关于吴晗乃至“三家村”杂文的非议真的能够完全成立吗？我的看法是，只能部分成立，或者说，我们在下这种判断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空界定。因为这几位先生的杂文一度并非此种面目。这里只谈吴晗。

我手里有吴晗的几个杂文集子：《吴晗杂文选》，１９７９年版，这是“四凶”落网后别人给他编的一个选本，出版说明中说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辑；《投枪集》，１９５９年版，不过书中所说都是１９４３～１９４８年间的作品；《灯下集》，１９６０年版，收录１９５９年的文章；《春天集》，收录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间的文章；《学习集》，１９８０年版，收录１９６１年８月至１９６２年８月的文章。认真阅读这几个杂文集，读者当会发现，像《吴晗杂文选》编者那样，将吴晗的杂文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实在是很有道理和见地的。

吴晗前后两个时期的杂文创作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吴晗前期杂文的数量远远少于后期，主要就是那本不到二十万言的《投枪集》，但我要说，这本杂文集，足以奠定作者在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因为它是“鲁迅风”精神的延续。何谓“鲁迅风”？专家自有专家各种莫测高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所谓“鲁迅风”，其特质无非两点：一曰批判的精神，二曰思想的火花。所谓“批判”的精神，由于中国的语境常常误解“批判”二字，所以必须强调“批判的精神”实质就是独立的评判，要求作者不受外物所左右，不被私利所诱引，至少主观上应如此；所谓思想的火花，就是写杂文的人可以不是思想家，但必须是思想者，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批判的精神”确保杂文的锋锐，思想的火花确保作者的高度。

且让我们读读吴晗的《投枪集》。锋芒毕露是这个集子给人最强烈的感觉。但有锋芒不一定就可以靠上“批判的精神”，因为杂文所要求的批判的精神和市民社会对政论家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说错话，但这说错的话必须是你脑子里的真实想法，是你运用理性思考的结果。《投枪集》中是很有一些充满批判的精神的杂文的，尽管写作那些杂文的时候，吴晗已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知名的左倾者，但毕竟还不是职业革命家，从许多文章中，闪耀光芒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给士兵以“人”的待遇》，这是抗战中的１９４４年，吴晗的一声呐喊。作者眼见许多本来应该是卫国之干城的士兵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不禁对国家之军事开支、兵役制度、军队腐败发出了层层追问，愤怒地要求揭出一切黑暗的非法的情形，尊重兵士的人权，给兵士以“人”的待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不仅有政论家的问题意识，更有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论说谎政治》是一篇名文，当时中国的许多状况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作者举出了许多实例，愤怒而痛心地揭出：“世界上，历史上有各个阶级统治的政治，有各样各式的政治，但是，专靠说谎话的政治，无话不谎的政治，自己明知是谎话，而且已被戳破了，却还是非说下去不可的政治，似乎只有我们的国度里才有……漫天都是谎，无往而非谎。”这样沉痛的句子不能不让人想起迅翁对国人“瞒和骗”的概括来，其锋芒所指，已不仅仅是哪一个具体的政府，而是广及国人的劣根性。在吴晗所写的这批文章中，有不少仅仅标题就已经是一篇好杂文了，如抗战中那篇《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翁而战》，何等精警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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