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

——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

如果用一种创作上的倾向来形容“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应该是这样一种传统：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代表一种思想政治倾向的“左翼文学”传统，从上世纪20－30年代以先锋姿态出现开始，经过延安文学，17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它经历了从“异端”到“主流”，又从“主流”复归“边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冷落的状态，这其中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和“左翼文学”自身的僵化和丧失活力有关。但无论如何，“左翼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经过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集体无意识，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现实”（注：《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二期。），“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资源性的东西”（注：《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二期。）。今天，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左翼文学”传统似乎在某些作品中得到了延续，并以其“异类”和“异质化”的声音，以其对现实的犀利批判，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气质和血统标识的作品。小说描述的是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我小舅”试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失败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以“分享艰难”的姿态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 “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的命运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如果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80年代的“改革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现代性神话，《那儿》所书写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代价和对这种现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说以《大厂》为代表的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讲述的是一个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分享艰难”的故事，《那儿》要说的是这种艰难最终却由底层人民来默默承担。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小说第一次描写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和反抗，更通过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这种抗争和反抗与革命史上的工人运动相联系，从而暗示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不仅使得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别意味的是，这种异质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少数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数人的异质和反叛。这让我们确确实实闻到了历史深处的某种气息——“左翼”文学传统的气息。“政治家关注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文学家却必须关注车轮碾过的那一抹鲜红”（注：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第5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或许如小说所言，“小舅”的鲜血最终被历史的大雪所掩盖，文学却必须记载这鲜血、这掩盖和伴随这场大雪飘落的彻骨的寒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和讨论这篇小说的价值。可是，我们还必须追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小说会受到我们的关注？它满足了我们怎样的期待视野？

如果说，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能为读者提供一面“意识形态询唤”之镜，使我们每个人在这面镜中照见自己，那么，对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必然投射着读者的某种现实情怀，寄托着某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注：陈峰：《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此文曾以英文在2003年4月的Mondern China 上发表。）。这些都对“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那儿》是对这种反省意识形象化的呈现。它把反思国企改革这样一个敏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命题，变成了作品中如临其境的对反省“过程”的描绘。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更将这种绝望与抗争演绎成一曲盘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纳雄奈尔”的主旋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新时期工人领袖的悲剧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力图阻止厂领导及其背后的人群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为，但“工会主席”、“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使他与普通工人不处在同一“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当最后工人终于受其感召起来反抗时，现实再次无情地出卖了他。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只能选择了自杀。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小说的标题“那儿”就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显然，作者是想向我们暗示这样一个问题：“英特纳雄奈尔”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为我们借用的历史资源，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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