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坚几个诗学命题的质疑

于坚在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不少诗学命题。这些命题对阐述于坚本人的写作不为无益，但也存在严重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盲点。因此，当于坚试图把这些本质上属于私人性的命题上升为普遍的写作原则时，就成了对诗歌真理的遮蔽。而当它被进一步用作攻击他人的口实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后果是缩减了我们写作的空间，贬损了我们写作的权利，使丰富、健康的写作现实重归于某种单一的写作图式并日趋贫乏化。因此，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诗学命题进行必要的清理不但是批评本身的要求，也是维护诗人正当的写作权利的要求。下面是我对于坚提出的几个主要诗学命题的思考。

“西方资源”和民族传统

于坚等人一再指责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因为它“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1)。这种说法的阴险之处在于，它完全不顾90年代诗歌的实际进程以及它如何发生的现实。“知识分子写作”对90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重新确定了诗歌与时代生存境遇的关系。这一写作倾向中的重要诗人早在90年代初就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80年代诗歌写作中强调超越时代的倾向作出了校整。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专门讨论了诗歌写作中的本土气质问题，并指出89后国内一些主要诗人的作品中确立的现实感，“主要不是在话语的封闭体系内”，而“是在话语和现实之间建立起来的”(2)。王家新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对之(指时代——西渡)获得一种切实、深刻的意识，写作很可能就是盲目的，甚至无意义的”(3)。臧棣则指出“在20世纪中国的写作上，没有哪一代诗人比后朦胧诗人更渴望加强诗歌同我们的生存境况的联系”(4)。西川说“我可能比现实主义者更关心现实生活”(5)。90年代诗歌写作的“知识分子写作”一脉正是在这一愿望的推动下，稳步向纵深推进的。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也正是“知识分子写作”广阔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并揭示了时代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相反，于坚等代表的所谓第三代诗歌，在进入90年代后，仍然沿袭了80年代的写作倾向，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毫无感觉，因而失去了对时代发言的能力。他们90年代以后的写作，在艺术上失去了活力，在精神上进一步沦为资本的同谋。按于坚的说法就是对时代的“亲和”、“抚摸”。这种平庸的写作自然要为敏锐的读者所抛弃。但于坚耐不住寂寞了，于是选择了向’知识分子写作”泼污水的方法，试图重新唤起读者的注意。但这种诗外的功夫，挽救不了平庸的写作，也挽救不了于坚。

无庸讳言，90年代诗歌受到西方诗歌的滋养，问题在于这种滋养是否使它沦落为“西方资源”的附庸了呢?这一结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照此逻辑，西方文化为什么就不是中国文化的附庸呢?一些伟大的西方作家并不拒绝使用东方题材。我们知道，白话诗歌就是在西方诗歌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且这种影响在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新诗是否一开始就是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呢?稍有诗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恰恰是这种影响的被迫中断，造成了50、60年代新诗的式微。我们要问于坚抛出这种论调，是要把诗歌引向繁荣呢，还是引向衰颓?

一个汉语诗人，如果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有充足的信心，他在借鉴外来影响、采用外来题材之时，根本不用担心失去他的中国特点。只有虚弱的，对自己作为中国诗人从内心感到自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担忧。我想说，正是这种把诗歌的题材限制在中国特点的企图，这种对地方色彩的过分强调，暴露了这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博尔赫斯曾引用《古兰经》的例子说明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无需在每页纸上写满骆驼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只有那些外来的旅行者、骗子、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才会对骆驼大书特书。《古兰经》里没有提到骆驼恰好证明这是一本真正的阿拉伯书。博尔赫斯强调，所谓作家应当只写他自己国家的题材是一种武断的看法，它将使我们失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的《西东诗集》、雨果的《东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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