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回归大众

在视听文化兴盛、网络介质泛滥、纯文学日益受到挤压的当下，一个由天津群文界发起的“文化杯”群众文学评奖，能坚持二十年且办得有声有色，并被评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这不仅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学的奇迹。

“文化杯”全国群众文学评奖创立之初，正值文学在经历过新时期井喷式复兴之后，渐次步入边缘化的时段。曾几何时，因一篇作品而“名扬天下”进而称为著名作家、一部小说抑或诗集动辄印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情形渐成美好记忆，文学似乎在一夜之间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丢失了炙手可热的轰动效应。专业文学创作尚且如此，业余文学创作更是可想而知。由于缺乏有力的外部支撑和需求驱动，业余文学创作基本处于自娱自乐的状态。如果顺其自然，不但会严重制约文学爱好者的创作冲动和写作进步，而且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群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文化杯”群众文学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奖项把目光投向基层、投向业余文学爱好者，明确提出只允许业余作者参赛，把为基层作者服务作为自身的工作目标，同时也再次把文学视之为群众文化主管部门所必须履行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因而，甫一开始，立刻得到各地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吸引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热情参与，每年都能征集到一批有艺术潜力、有生活质感的参赛作品。伴随着评奖影响的不断扩大，举办方在原有基础上，先后增设了梁斌小说奖、孙犁散文奖和鲁藜诗歌奖的冠名，增设了东丽大奖和新人新作奖，为全国优秀业余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文学交流和竞技的平台。

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最为基本的审美方式，既是作家从事艺术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承载着社会进步的需要，传递着大众的文化渴求。在一个人人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举办群众性文学评奖活动，满足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心理需求，最大限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更多的人拿起笔来，记叙人生感悟、抒写喜怒哀乐、展现时代变迁，这不仅为文学爱好者搭建起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舞台，而且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自我观察社会、反映生活的窗口，让他们在关乎自身精神痛痒的来自基层的文学创作中，增强对生活的认知、培育审美的兴趣、提升文化的素养，所有这一切，对于促进群众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活跃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目前，“文化杯”群众文学评奖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积累了不少组织群众性文学赛事的宝贵经验。二十年中，坚守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的宗旨，不看社会地位、不分男女老幼，始终以稿件质量论成败，发掘和培育了一批优秀创作人才；二十年中，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原则，坚持从群众文化的视角评鉴业余文学创作，不过度关注技巧和外在形式，重在以情动人、真实感人，评选出一批充满时代精神和生活朝气、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经过二十年的坚守和创造，在坚守中的不断完善，在创造中不断发展，“文化杯”从一个区域性的文学活动扩展到了全国，并且打造成一个全国知名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这个品牌最大的社会效应和核心价值在于它的群众性。这一目标定位直抵文学的本质——因为群众性是文学的生命所在。一方面，群众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失去了这个源头活水，文学的生命力就会干涸；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只要不是作者纯粹自我消遣的浅斟低唱，只要它付诸公共媒介，那么，它就需要接受大众关于作品美丑优劣的审美评价，如果离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文学的价值则无从谈起。因而，无论我们的文学家怎样标榜自己的清高大雅、不随流俗，归根结底总也无法摆脱世俗社会的制约和芸芸众生的臧否。深入分析文学不景气的动因，除了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审美形式的多样和现代传媒的冲击之外，文学自身远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过度走向自我、“鬼话”多于人话，以及极端随意渐入误区的怪诞追求等都难辞其咎。文学的衰落，让曾经光彩照人的桂冠作家们尝尽了失落的痛苦，文学著作也从一家独大的图书市场霸主地位降至从属，进而成为降价书市的常客。而扭转文学衰落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让文学从故弄玄虚、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中跳出来，在重新走近生活、面向大众的复归中再次捡拾起遗失的自信，让文学在创造者同接受者的良性互动中重获新的繁荣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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