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上的病痛,并用负隅顽抗抵御着一次次来自于同伴的凌辱。基于两则故事,伊斯莱尔从内心到行动都被建构得饱满了起来,成了一个除却面容之外,几臻完美的“强大的人”。就在迪亚斯写作《沉溺》的四十多年前,另一位同样来自美国的伟大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礼上说出了如下一番话:“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这些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已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威廉·福克纳)我坚信,在写作《沉溺》的岁月里,迪亚斯一定信仰并深怀着福克纳所言及的这种“特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