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

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学者为什么要把“电视批评”不加区别地宽泛化？在我看来，一方面基于这样的事实，电视批评是电视研究的源头和最基础的知识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因为电视研究的知识领域太过庞杂，选用“电视批评”这样含混的概念也许正好合适，而且，这个概念至少还隐含这样的意向，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应该以关注内容和文本为主导。总之，对“电视批评”的宽泛定义，反映出研究者对“电视研究”学科建构的焦虑，试图以“批评”为基础在芜杂的电视知识中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批评、艺术、传播：“电视研究”知识交互的现状

上文简要分析了以“电视批评”为基础的学术化进程，下面拟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国内电视研究略加描述。目前，电视研究的知识领域，主要有三大块——电视批评、电视艺术和电视传播。就国内电视批评的现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学理性不足：或胡吹乱捧，言不由衷；或妄加评议，不着边际。很多人以为，电视批评主要是指出“哪些是好的，可供欣赏；哪些是坏的，可供避免。”殊不知，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个人趣味”而已，美国学者把它称之为“说教式批评”（teacher-critic），[14]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电视批评不是如此，而应该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考察。

国外如英美等国家的电视批评与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为提高国内电视批评的学理品格，一些学者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从2001年开始，陈龙、时统宇先后对西方批评理论进行介绍。[15]他们的研究契合当时的“文化研究”热潮，主要聚焦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值得提到的是，2000年，麦永雄等译介出版了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编著的《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 这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著作，在英美的电视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出人意外的是，在国内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电视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此外，电视节目的比较研究也开始起步，较早的探寻者是陈犀禾，他的《当代美国电视》于1998年出版，此后值得注意的，还有苗棣、李胜利等人的中美、中韩电视艺术比较研究。[16]

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把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电视的批评中，鞭辟入里而不着痕迹，非常难得。尹鸿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对1990年代电视剧文化策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电视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等各种权力角逐中”获得发展的。[17]吕新雨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剖析春节联欢晚会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特性，昭示出这样的事实，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视神话”， “春晚”背后隐藏着复杂交错的权力话语。面对一个强势的、正处于社会话语中心的大众媒体，与其他研究相比较，电视研究需要更为坚定的学术品格，在这一点上，吕新雨的研究弥显珍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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